刚毕业时，觉得自己干什么都能成
据说强化班的招生宣讲会每次都会有正在创业的学长学姐讲到工资发不出来时的煎熬，当时坐在台下的王润宇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挣扎，直到他亲眼看见，直到两年前他也开始创业做他的“习音堂”。
王润宇是强化班2002级成员，2006年从浙大毕业后去了上海，进了一家知名外企。“当时我不觉得自己适合创业，反而更向往外企的工作氛围，那代表着自由流动和开放共享。”工作三年以后他发现，越是成熟的企业越是按部就班，自有一套规则，而他能做的除了适应别无选择，“当时正好陈伟星（泛城科技创始人，也是快的打车的创始人之一，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来上海，说起他的创业团队，就邀请我回杭州。”后来王润宇才知道，当时陈伟星找他其实是对一个新入职员工做背调，没想到后来挖走他。
当时陈伟星的泛城科技也刚刚起步，王润宇在泛城七年，相当于旁观了陈伟星的整个创业历程，这让他第一次无比清醒地认识到创业是一个极具风险的过程。“我记得有一天他进来，说大家凑一凑，凑100万，再给快的团队三个月，他觉得这个项目能成，不想半途而废。”当时泛城有一个创新事业部，在快的打车之前已经做了四五个项目都以失败告终。“谁知道之后快的会发展成这样的规模呢？如果早知道，大家应该都很乐意凑一凑吧。”王润宇说着就笑起来，“当然在财务上我可以这么后悔，但创业这两年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后悔，承担就可以了。”
2014年竺可桢学院曾做过一次内部调查，据不完全统计，1999级至2012级共600名强化班学生中创业人数达83人。创业是一种动态选择，统计数据总是“不完全”。比如说，在2014年初的统计中，2010级成员中还只有9人创业，而到当年年底，创业人数已经增加到15人。
“刚毕业那会儿觉得自己干什么都能成，销售岗位会去应聘、实验室岗位也会去试试，而且每次还都能从初试面到终试，现在想想都是扯淡。”王润宇说，在来公司应聘的毕业生里他常常能看到曾经的自己，“现在我不会告诉别人什么一定是对的，但我以前是这样的人。现在我发现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反而开始鼓励他们，我们应该对世界保持开放和好奇。在自然竞争里，浪费就是一种常态，没有竞争环境，你又怎么知道谁会成功？”
创业精彩而激情，又艰难且孤独
2013年，诺基亚被微软收购，在记者招待会上，CEO约玛·奥利拉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
王润宇曾一度怀疑，一家大名鼎鼎企业的CEO怎么会说出这么没水平的话，创业之后他觉得这话讲得“很真诚”。“创业之前，我的工作就是解决具体问题，不用真正去扛担子。创业之后，迷茫和焦虑是常态，每一步都是一次考试，就算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结果不太好也是常态。”
总有创业者羡慕强化班的成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班级”。强化班有一个班级群叫“万能的”，群里包括了设班19年来的各年级成员，500人的名额总是满员，其中不乏成功的企业家、手握重金的投资人、知名企业的高管，在外人看来这些都是资源。
“公司现在的办公场地就是学长帮忙找的，在这个层面上，确实可以互相扶持，但你不能因此依赖它。”而且在王润宇看来，具体的技术问题并不是创业最大的难处，不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创业从来艰难且孤独，有些苦，无法表达、无处可诉。
有没有想过，如果创业失败怎么办？“怎么没想过，我每天都会问自己，你到底奔着什么而去。但是答案并不重要，毕竟我们也常常骗自己。”他想了想，说，创业之前他就考虑过代价，考虑过自己能不能承受一次失败，“创业或者不创业，无非是逃避成本不一样，最糟糕的结果不就是逃过这段人生吗？”
说到茅侃侃，他说，“外界太多分析和判断了，其实真的不需要，同为创业者，我们应该理解他，在他做出这样选择的背后，一定有在他看来凌驾于生死之上的东西。”
只是这“东西”是什么，现在已无人回答。
过了年，王润宇的公司就要搬新办公场地，还要招些新人。
或许他会一举成功，或许他会成为一个连续创业者，或许像他开玩笑说的，“大不了去阿里干个P8”，一切皆有可能。
在王润宇之前，强化班里不乏这样的例子。
“你知道，让喜欢折腾的人不折腾是很难的。”跟金一平谈起，强化班里那些曾经创业而后放弃的成员，发现多数人的选择都是再创业。
比如现在被很多强化班成员视为偶像的1999级学长方毅，他的个推正在奔赴IPO的路上，记者联系采访时，他说自己“正在缄默期”。而方毅自己也说做个推时，已经是在12年里踩了无数坑之后的第三次创业。
在方毅之前，强化班成员创立的企业已经有两家上市，而在他之后，排着队准备IPO的还有七八家。
[人物]
创业者不能只会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