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什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那些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产业领域，这些产业领域是培育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全球竞争优势的关键领域，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和制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是要培育中国产业竞争力，而在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竞争力，代表着一个国家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的综合竞争力，因此必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且要占据制高点，如此才能在全球产业竞争和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必然要求，我们现在强调“去产能”，是要去掉那些低层次的产业的产能，去掉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的产能，从而把投资用在新兴产业上，使我们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更高，经济增长的后劲更足，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运用何种策略和机制？不必说，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必须起到重要的作用，政府的引领、导向和政策扶持，都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更关键的，还是要创造一种市场机制，运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的竞争、促进技术的研发和扩散、促进产业要素的合理配置。政府要运用法律和政策框架，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合作，并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我们现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创业和创新的最大障碍在制度层面，我们的税收体制、财政体制、技术创新体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校企合作体制等，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框架，从而为创新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使创新变得容易，使创业变得容易，降低创业和创新的成本。美国在鼓励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一整套政策和法律框架，尤其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很多政策扶持，对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有完善的法律和政策扶持框架。现在大学和企业的合作渠道不顺畅，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而大学的技术创新又难以得到产业转化，大量成果躺在那里发挥不了作用，我认为这是阻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所以产业结构的背后就是一个国家创新机制的优劣问题，如果国家没有一个系统的鼓励创新和鼓励成果转化的法律体系，你专利再多都没用，中国的专利数在全世界前几位了，可是专利放在那儿没有人转化，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和大学、企业和研究所之间的这种深度科研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还没有形成，国家还没有重视这个东西。所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新兴产业的发展，必将倒逼国家的制度创新与变革。
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实际上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实现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是要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处理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就要克服很多理念上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有些人把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对立起来，认为传统产业就是夕阳产业，就是落后的产业，应该被淘汰的产业。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实际上，传统产业如果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作支撑，如果能够实现高附加值和低能耗，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有竞争力的行业。农业是不是传统产业？农业是个最传统产业，但是农业同时又是一个最新兴的产业，问题是怎么搞。美国和欧洲的农业很发达，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是美国竞争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农业这样的传统产业上，只要我们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就能够实现农业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从而具备更高的竞争力。所以在产业这个层面上，实际上并没有新兴和传统之分，有的只是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能力的高下之分。制药业不是一个数千年的极其传统的产业吗？但是随着生物制药技术的创新，这个产业就能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与新生一要依靠技术创新，使产业层级不断上升，从而提升其附加值；二要依靠产业转移，某些传统产业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也可以降低对环境的压力；三要靠理念的转换和概念升级。比如服装业、物流业、文化产业等，这些产业都可以用新理念和新概念来改造，实现传统产业的重新定位和崛起。这些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物流业又被重新定义，这个传统产业所创造的产业成百倍增加。很多文化产业的转型也是如此，前些年全国的电影院都很不景气，但是这些年电影院又在新的文化理念的改造之下成为一种生活时尚的标志，传统上看电影的概念也彻底被颠覆了，影院和剧院从而获得了新生。我们有理由预见，在未来，大量传统产业，包括餐饮业、食品加工、影视业、出版业、医疗和健康产业、物流运输产业等，在新的互联网技术和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引领下，必然会极大地改变其内核，从而引发整个行业的颠覆式的变革。最近有些人讲中国陷入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三大资本过剩时代。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随着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中国很多新兴产业的增长将极为迅猛，传统产业的改造空间也极其巨大，所以资本过剩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是一个表面现象。
在产业结构转型和传统产业改造方面，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往往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我们一看到现在的环境问题，看到雾霾，就希望政府把这些雾霾的制造源全部铲除，让那些钢厂、煤电厂、炼焦厂、炼油厂等一时间全部消失掉，否则就是政府不作为。这种焦急的、渴望迅速消除环境的愿望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科学，也并不理性。国家环保局长曾经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京津冀周边地区统计了六个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国土面积占全国7.2%，消耗了全国33%的煤炭，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6省市涉气排放主要产品产量基本上占全国的30%到40%。比如，钢铁产量3.4亿吨，占全国43%；焦炭产量2.1亿吨，占全国47%；电解铝占全国38%；平板玻璃产量1200万吨，占全国33%；水泥产量4.6亿吨，占全国19%。还有排放氮氧化物的一些化工产业，比如原料药产量占全国60%，农药产业占40%左右。此外，煤电占27%，原油加工占26%，机动车保有量占28%。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大量聚集，燃煤、燃油集中排放，是京津冀周边大气污染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产业布局的僵化，是粗放型增长的后遗症，需要逐步克服，而不可一蹴而就，一蹴而就的政策也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这些技术落后的产业、产能过剩的产业、高污染的产业，不是简单地关闭工厂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有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才能稳妥地加以解决。这些高污染的产业，背后有大量的就业问题，是几千万上亿人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关系到底层人民的生活和社会保障问题。因此，在治理污染、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层级的过程中，要系统地解决好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新的增长点的培育问题、失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问题、新的技术的应用和生产流程改造问题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时间和耐心。立竿见影的政策往往看起来的简单，但是却很容易反弹，可以应急，却不可持续，因此应该着眼未来，从系统论的视角，对落后产业进行系统性的改造，同时进行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如此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误区是，既然现在我国的污染很严重，就把这些污染全部归罪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很多人认为产业结构的改善就是要“去制造业”，不要去发展制造业，而要多发展第三产业，比如旅游业、文化产业等。发展第三产业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发展第三产业并不意味着不发展制造业，不意味着绝对排斥制造业。实际上，第三产业越是得到发展，制造业可能发展得越好，因为每个第三产业的发展都会激发制造业的发展，比如教育和培训产业的发展就会极大地促进为教育提供技术支持的电化教育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投影仪、电视、电脑、遥控器、扩音器等设备的需求就会被激发，甚至家具制造业、房地产业和装修行业都会因一个地方的教育产业发展而活起来。我们不能完全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摒弃制造业，而是要进行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所以，产业结构的转型不是产业的“空心化”，不是排斥制造业而只发展第三产业，美国最近又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就是看到了产业的“空心化”带来的恶果，看到了片面的“去制造业”给国家竞争力、社会就业、居民收入增长甚至国家安全带来的严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