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作家刘清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小说《创业史》出版60周年。
刘清
《创业史》的不同版本
1959年4月，《创业史》第一卷在《延河》杂志连载。它被称为《创业史》而不是《稻地风波》。小说从8月起改名为《创业史》。直到11月《创业史》，第一部分才连载。正在读初中的陈，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攒了2毛钱的咸菜，4月份买了一份《延河》。
50年后，陈回忆说：“我心里最欣慰的事，或者说当时最安心的事，就是省下了两毛钱的咸菜。买这本杂志利润很大。”陈《创业史》丢了9本，路遥《创业史》读了7遍。贾平凹说：“一代作家放学后都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1、刘清捐赠稿费1.6万余元
《创业史》最早出版于1960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原计划于1959年第三季度出版，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刘清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故事的第一部分草草完成，我发现出版后有很多遗憾。怎样才能写出未来的主要部分，怎样才能感觉好？”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和不尊重。至于“礼物”，在杂志上发表就够了。我是一个病人，工作很慢，请不要试图改变我的想法。作者认真，对出版社没有伤害，对出版社也绝不是难事。请从第三季度的计划中删除它，并将其更改为明年第一季度。请原谅，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无法预见。"
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前，刘清重写了一些章节。出版后，刘清给当地人民公社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张支票：
中国共产党王曲人民公社委员会改为王曲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特此将《创业史》第一部分的基本报酬和第一次印刷10万份的印刷报酬共计16065元提交公社管理委员会办理。我希望这笔钱将用于公社工业，或购买机器或建造工厂。希望这件事不要在群众中公布，不要用文字或口头宣传，除非责任干部知道。如果有人这样做，我觉得是不对的。请考虑我的意见。请派人去银行转账。
真诚地
刘清1960年6月14日
刘清捐了一万六千多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城市工人三四十年的工资总和。刘清家里没有存款。他和他的爱人过着和农村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
2、“人生之路虽然漫长，但在临界点往往只有几步。”
《创业史》在第一次出版后就广受读者喜爱。《创业史》，节选自《创业史》第一部分第五章，很快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梁生宝，从渭河下游坐火车几百里来到这里买稻种，遇到了一个小问题。蛤蟆滩的小伙子问了好几家酒店，住一晚几毛钱，——。有的需要5毛钱，有的需要4毛钱，睡在大炕上也需要2毛钱。他舍不得花这两毛钱……”
刘青媛计划在1964年完成《梁生宝买稻种》的第二部分，并在1969年完成全部四部分。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
运动影响了柳青的写作进度。到1965年，柳青只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初稿。1966年，“文革”开始。柳青完成第二部的计划被迫落空。柳青的《创业史》与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简称“三红一创”——作者注）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谱》、《红日》、《红岩》相继被搬上银幕。1962年夏天，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水华开始酝酿改编《创业史》。其他电影厂的编导也找过柳青，提出改编《创业史》，柳青没有同意。没有同意的原因，是柳青认为《创业史》全书还没有写完，还看不出人物的完整形象，不适合改编电影。柳青在和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一次对话时，曾经提到改编电影的问题：“他们（指电影厂——作者注）不完全理解我的意图。如果电影上演了，势必变成了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恋爱故事。”
“文革”结束后，1977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同时重印《创业史》第一部。节选自《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的《梁生宝买稻种》再次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柳青在小说中写的一段话，影响了几代人：“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创业史》第一部第十五章）
3、 未能拍摄的电影《创业史》
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水华再次酝酿将《创业史》改编成电影。他带着助手马秉煜（马秉煜：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1984年与水华联合导演故事片《蓝色的花》，1986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作者注）来到西安，和柳青一起研究改编剧本。马秉煜是水华的大弟子，他和水华情同父子。
2019年2月12日，马秉煜接受了笔者的访谈，讲述了《创业史》改编电影的点滴情况：“水华和柳青是好朋友，关系很好。两人很谈得来。水华很佩服柳青，称柳青是真正有生活的作家。水华改编《创业史》，写了好几稿。我每天早晨骑车到水华家，将水华的设想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字，然后再交给水华修改。”水华对小说《创业史》中的人物理解得很透，让马秉煜印象深刻的是水华写梁生宝和改霞过河一场戏。梁生宝和改霞过河，原本是小说主人公梁生宝外出买稻种，在火车站票房过夜时的一段回忆。柳青的小说是这样描写的：“当他想到改霞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固执地停留在这个正在考虑嫁给谁的大闺女身上了：改霞离他这样近，他在这砖脚地上闭起眼睛，就像她在身边一样。她朝着他笑，深情的眼睛扑闪扑闪瞟他，扰乱他的心思……有一天黑夜，从乡政府散了会回家，汤河涨水拆了板桥，人们不得不脱鞋蹚水过河。水嘴孙永明去搀改霞，她婉言拒绝了，却把一只柔软的闺女家的手，塞到生宝被农具磨硬的手掌里。渐渐地，人们开始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他俩，背后有了细声细气的议论。”（摘自《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水华改编剧本时，将梁生宝和改霞过河作为未来影片的重场戏。水华在和马秉煜谈这场戏时，让马秉煜记下一句话：梁生宝握着改霞的手，“像托着一块火炭过河。”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主任的马德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水华谈梁生宝和改霞过河这一段戏时的情景：“水华有点像老僧入定那样端正而自然地坐着，眼睛眯缝着。当他进入‘神游’境界时，对现实环境视若不见，从而专注地描述环境、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姿势、行动。他讲到梁生宝和改霞蹚水过河一段，把每个人物的神情描摹得活灵活现：改霞为了引逗梁生宝接近她，故意装做要摔倒的样子，生宝赶忙回身搀扶她，当他把改霞的手托在自己手上时，水华如亲身所感那样详述生宝的内心体验，他觉得跟一个女孩子拉着手叫人看见不成体统，浑身别扭，紧张得头上直冒汗，可心里又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甜蜜，他想放下，又放不下，也舍不得放下……改霞是既得意，又好笑……”
1977年夏天，水华向电影局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以及电影厂编辑部门的同志谈改编《创业史》的设想。《创业史》改编电影的酝酿时间长，一是水华是电影界出名的“水磨工”，慢工出细活。二是水华一直想等柳青写完《创业史》第二部的下卷。据马秉煜回忆：“水华反复修改的剧本送给汪洋看（汪洋：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作者注），汪洋把我叫去，说别让水华再挖主题了，再挖就透了……”笔者在采访马秉煜和演员张连文时，他们都提到摄制组成立后，基本确定由张连文饰演梁生宝，李秀明饰演徐改霞。张连文和李秀明当年都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非常出众的青年演员，他们曾在水华执导、改编自浩然小说的同名影片《西沙儿女》中饰演男女主人公（1975年夏，故事片《西沙儿女》基本完成，因故中途下马——作者注）。演员张连文2016年在家中接受笔者访谈时，讲述了那段经历：“我第一次和水华合作是1975年的《西沙儿女》。这部影片的摄影是大摄影师朱今明。水华为了等天气，有时候一天只拍一个镜头。《创业史》挑选演员用了很长时间，摄制组成立了，演员还是定不下来。厂长汪洋让我和李秀明到水华的办公室。水华看着我们，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直到离开，水华也没有说用我们，还是不用我们。”马秉煜是《西沙儿女》和《创业史》的副导演，他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只差17个镜头就可以完成拍摄。西沙的风光拍得美极了。没有拍完很可惜。《创业史》筹备时间更长，这个题材一直挂在水华名下。最后已经内定了张连文和李秀明两个演员，但水华还是不点头。这就是水华的性格，要求最好的。水华说创作就是榨油机，榨干了自己，再去榨别人的。”
1978年6月13日，作家柳青病逝。《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同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创业史》摄制组，到陕西深入生活。后因种种问题，电影《创业史》最终未能投入拍摄。马秉煜告诉笔者：“水华对《创业史》有很深的感情，一直割舍不下。电影未能拍摄，是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