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很难分类。笔者倾向于“区域行政人文”的划分，即首先要强调其地理合理性，这是决定性的；再加上行政性，因为中国的行政职能自秦以来一直在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第三是文化本身。比如浙江天台县关岭村，位于天台和新昌交界处，横跨绍兴和台州。一个村子里有两种不同的风俗。因此，在地域文化的划分中，行政是一个概念，文化是一个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地理上的划分
目前已有一些关于浙江地域文化划分的文章，但总体上还是以地域划分为主。徐建春从地理角度将浙江文化分为六类：一是杭嘉湖平原文化带，属于水乡平原文化类型，传承吴文化特色，地理上是太湖平原的一部分，文化特色与苏南非常相似；二是宁绍平原始文化区是典型的滨海水乡文化区，位于惠济山北麓与四明山之间，钱塘江南岸与杭州湾之间，是越南文化的中心区域；三是金渠盆地文化带，是浙江省最大的走廊盆地，沿东北方向横贯浙江中部。其传统文化包括金华学派、吴剧、金华道情、梧州窑等；第四，文泰滨海文化区，包括文瑞平原、胶黄平原，由于苦仓山、雁荡山的阻隔，历史上与内地交流相对困难，语言、风俗自成一体；第五是沿海海岛文化区，是典型的海洋文化区，濒临东海，海岸线蜿蜒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形成了与海洋和渔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六是浙西南丘陵文化区，以山地丘陵为主，是浙江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保留了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
《自然地理行政区历史文化》
关于浙江地域文化的划分，明代浙江沿海人王世兴认为：“杭州、嘉兴、湖平原的水乡，是为泽国人民；金、曲、燕，而山川险阻皆为谷中之人；宁，邵，台湾，文连山是海边的人。三个人各有各的习俗。周济居住的泽国人，百货公司聚集的地方，容易富得流油，庸俗奢靡，士绅权贵，其他人小；被石头动摇的山谷人，暴力，轻微犯刑法，喜欢节俭。然而，豪族人相当愤怒，聚会而骄；海边的人，在风中吃饭，在水里呆着，死了一辈子，靠的不是很穷，靠的不是很富，靠的是无法通行的商贩。他们与士绅相安无事，官民不分贵贱，风俗尚半奢半俭。”。王世兴从人文地理入手，即“泽国人”“谷人”“海滨人”划分浙江地域文化。
参考朱海滨《浙江文化地理区域划分》一书《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作者采用“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的方法，将浙江地域文化即“越文化”划分为四个亚文化区域。
一、吴越——杭嘉湖(钱塘江以北)吴越文化。广义上可以称之为“江浙文化”，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一种地域文化，包括苏南上饶地区和赣东北、浙江、上海。吴越文化可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吴文化”与“越文化”、“俗与俗”，在相互交融、激荡、演变、融合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然后重点看浙江现有的行政区划，吴越文化，具体指的是杭嘉湖平原，这是浙江最大的堆积平原，位于太湖以南，钱塘江和杭州湾以北，天目山以东，包括嘉兴市全境、湖州市大部和杭州市东北部。谈及杭州，谭其祥说：“唐朝以前，钱塘江两岸往往分属两个行政区：春秋时期的吴、越，秦汉时期的吴、会稽，唐代的浙西、浙东。既然行政区一分为二，浙西大都市当然在苏州(历史地理中心)；浙东大都市当然在岳州(历史中心，浙东地理中心在金华，但后来发展起来了)。杭州位于浙江省的西部一隅，只能是一个县或者一个县。将浙江和浙江合并为一个政治区实际上始于钱氏家族的建立；就浙江和江苏而言，江苏和越南都病入膏肓。杭州是地理中心，也是吴越的省会，一定是。”。
二、古越3354宁绍(历史上的现在舟山、宁波)是一个“古越文化”的地方，也就是古越国。绍兴和宁波对浙江非常重要，是越南文化的核心地区。宁波余姚河姆渡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史前稻作文化遗址。绍兴，又名越州、会稽。会稽县以会稽山命名。相传夏时宇有会稽山之称，意为会计。秦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二十五年，秦将王坚“定荆江之南，降国君，而置会稽郡”。这是惠济县的第一个历史记录。汉初“惠济东通海，南接朱越，北接大江，中间富庶”，领县二十余个。南方有闽越，即秦朝的闽中县。今天的“宁绍地区”不仅包含了行政区划的内容，还包含了自然地理的定义，同时也兼顾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习惯性方向。主要是指四明山和惠济山以北的余姚、绍兴，特别是宁绍平原地区，包括象山、奉化，属于浙东沿海丘陵地区
鄞县、镇海等地，还有位于东西两端的舟山群岛和钱塘江下游南岸龙门山以北的萧山中北部地区。
三是婺越——金衢严是浙江中西部很重要的地方。金华，春秋战国时，为越之西界，古称“婺州”。衢州，《国语》云：勾践之地……西至姑蔑。这里有8000—10000年前的上山文化遗址，该遗址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这里有商周以后姑蔑文化与越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乌伤文化”；这里更有唐宋元明以降的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如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浙东学派重镇吕祖谦、永康之学代表陈亮、明代开国大儒宋濂等。婺越文化区除了现金的金华、衢州，还包括历史上的严州。严州，也称睦洲，位于钱塘江中上游，原下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六县，即现在杭州地区的淳安、建德、桐庐一带。金衢盆地指金华、衢州、梅城（古严州府所在地）一带的衢江、兰江、新安江、金华江河谷地带。
四是瓯越——温台丽。温州、台州、丽水（处州），这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区。《吕氏春秋·恃君篇》高诱注云：“越有百种”，其中于越、句吴、杨越、闽越、南越、东越、山越、骆越、瓯越等，都是越族中著名的分支。温台丽在历史上均属东瓯地。这个瓯越亚文化区，即美国学者施坚雅先生提出来的经济地理概念“瓯、灵河流域”：温州瓯江流域包括瑞安一带，台州的灵河（江）流域，丽水（处州）是这一区块的腹地。历史上三地均曾有过辉煌，在隋唐之际，台州的佛教天台宗、道教南宗、寒山子及和合文化等，达到顶峰；自宋以降，温州的市民文化灿烂，不仅结出中国戏剧之花“南戏”之硕果，更有“永嘉学派”至今发挥着积极的学术引领作用；元末明初，处州（丽水）青田南田（20世纪40年代划出归温州文成县）出了个“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山河刘伯温”的一代帝师刘基，更是让世人刮目至今！
“浙西”与“浙东”
传统对浙江地域文化的区分，还有一个非常简便的“两分法”：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为“浙西”、“浙东”。浙西，下三府，杭嘉湖；浙东，上八府，宁绍台温处金衢严。浙江文化的分异实际上是吴越文化的分异。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自然生态的相异，形成了远古吴、越文化的差异性，在尔后漫长历史岁月里，不仅使吴越两地的地域分界始终存在，而且对两地的文化也一直保持着影响，并使二者呈现“对峙”状态。
首先是吴越两地的分界线钱塘江。钱塘江将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两浙”之称也是如此来的。唐代浙江分为浙江西道和东道，宋代改称为浙江西路和东路。清乾隆《浙江通志》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就是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其次是浙江（又称钱塘江）的得名。唐属江南东道，设浙东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宋置两浙路，南宋又分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简称浙东路和浙西路；元设浙东海右道和江南浙西道；明设浙江省，为浙江得名的开始，后改浙江布政使司；清改浙江省，省名至今未变。
“两浙文化”
两浙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原因，精神品质虽有共性，也有差异，历史上就有“浙西尚博雅，浙东多豪俊”的说法。相对而言，浙东人的开拓较多体现在经济领域，且具有爆发力的特征；而浙西人的开拓可能更多体现在人文领域，其人文精神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如崇文厚德、宽厚诚信、兼容和谐。唐代时期“上八府”就已开始形成，是唐代时期江南东部的局部。明确的浙西、浙东之称谓始于南宋。就历史上“两浙”的范围而言，还应包括当时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等地。苏南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区域，曾是一个行政区划，历史以至近世，一直非常引人注目，是江南一块非常重要的地区。
浙东、浙西的文化，虽然在个性上差异较大，但“两浙文化”——浙江文化，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共同铸就了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第一个时期是史前和先秦时代，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及越国文化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南朝至隋唐，包括浙江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开发加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三个时期是南宋以来至近代，在这1000年间，浙江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尤其是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学术文化盛极一时，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极其光彩的一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连晓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