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有八部经典作品是无法绕开的，文坛用八个字来形容：“三红一创，守护青山”。这八部小说分别是《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柳青的 《山乡巨变》 以浓墨重彩的笔触描写了在下堡村哈马滩，在梁生宝的带领下，成立互助小组开辟新生活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思想感情的历史特征和变化。曾经有人说“《创业史》中的所有问题都能引发关于中国小说创作50年的讨论”。文学建筑的基地如、陈、周克勤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创业史》从来没有离开过路遥书桌的床边，也不知道他看了多少遍。

创业史中的人物资料

《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创业史中的人物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梁生宝：

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小时讨过饭，长大熬过长工，解放前在荒山野岭当过“地下农民”，跟继父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正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在革命的征途上退了坡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并没有把他写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

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面嫩口拙，爱情生活上更是缺少勇气和机智。但是，听党的话，热爱社会主义，富有牺牲精神，是他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小说抓住他的性格中这一最主要特点。着重描绘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实有力的行动。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

这件事比郭世富楼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人们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粮食增产措施上来了。此一举使郭世富深为不安，他想：“没想到让他小子跑到咱前头去了!”“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显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行动，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重重波澜，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小说还通过“买稻种的路上”、“和增福夜谈”等章节“对梁生宝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展现了他的崇高的心灵美。他决心把自已的一切部献给党的事业， “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

他认为“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作者创造这个农村新人形象，自然有其坚实的现实根基。尽管作者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有意对人物作了净化的处理，略去了这个年轻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象的可信性。但是，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于进取、坚忍不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注重求实的作风，确实曾经有力地吸引了许多读者。尤其是作者对陕西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精细把握，更有助于他使这一形象保持着感人的魅力。

梁三老汉：

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最大的梦想是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所以，当社会生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革时，他一时是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这是他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因袭重担的农民的保守性所决定的，另一面，他又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被剥削过的痛苦的记忆”，“受压迫的心灵”，使他“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作者相当精彩地描写了这个矛盾着的双重性格，并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他先是反对互助组，接着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了怀疑，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儿子的道路是对的，站到了合作化运动的一边。梁三老汉这样的曾经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独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时思想性格的转变，及其心灵上经历的艰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示得如此完整、细腻、入木三分和震撼人心，确实令人惊叹，可以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

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他虽然精明强干，头脑灵活，但只顾个人私利，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使他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他明明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却装腔作势、强词夺理、指手划脚、咄咄逼人一派家长作风。小说通过他自己的言与行、他的言行与梁生宝的言行的生动对比，把他的这种思想性格揭示得十分深刻、鲜明。这个形象告诉人们：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找出路，就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的共产党员如下认真改造思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最终也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郭世富和姚士杰

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精明谨慎。他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搞的是“合法斗争”，姚士杰这个富农分子则跟新社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他表面“老实”、“积极”，内心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暗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

一、作品简介：

《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

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完整地展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特别是他们对待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私有制所持的立场和感情的飞跃。

也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创业者的心灵史。这也是这部小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的原因。

柳青在皇甫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人物分析　在《创业史》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形象。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特色的典型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　　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他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　　这是一个讲原则、重情感，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是极有感染力的艺术典型。作者不是单线条地勾勒这一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　　这是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

三、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事农业的公民，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砸碎了压在农村乡民身上的反动政治机器，使农村乡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农村乡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出台诸多具体的农业优惠政策，农村乡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

1955年之前进行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农村乡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它很好地缓解了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因规模狭小和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

是适合当时农村的发展和农村乡民的认识水平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也是明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是到1955年以后，急躁冒进、盲目集体化的倾向才开始出现。

1952年5月柳青到陕西省长安县后皇甫村落户，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田间生产中。《创业史》以秦岭山脚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互助组的曲折发展过程，来反映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的过程和必然趋势。

在《创业史》的开篇，中国土改已经结束，互助组刚刚建立但是面临很多问题，通过蛤蟆滩上形形色色人物的出场和表现，可以看到乡村伦理和政治话语冲突之下的各阶层权力的博弈和纠缠。

反对包办婚姻、参加青年运动、热情敏锐的徐改霞，应该是一个崇尚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的幸福女性。为什么她会受到大家的质疑和批评？重新进入文本，将徐改霞与她与主人公的情感线索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徐改霞所承载的时代悲剧命运。

衬托对比，改霞的首要任务

如果说梁生宝是一个超越常人的“神人”“能人”形象，那么这个有很多瑕疵的形象就是一个普通人，更接地气，更贴近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包括垓下。可以说，包括《垓下》在内的诸多残次品形象，一方面是为了烘托主人公梁生宝笔下的高大全，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调和“能人”形象，让整本书的基调不会脱离现实。

有趣的是，很多研究者认为恰恰相反，这类瑕疵形象(如梁三老人、郭振山)的存在，为作品增添了不少色彩。甚至有人认为，刘清在塑造这些形象上的成功超过了梁生宝的形象，也正是因为其弱点和缺陷，才更加立体和丰富。可以说，很多在政治上、道德上失去了地位的小人物，在文艺上站稳了脚跟，包括最麻烦的富农之一，因为没有饭吃而不得不“投入富农怀抱”的高增荣，自以为聪明的富老板，死于清朝的王瞎子.可以说，正是因为蛤蟆滩的这些“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才让整个《创业史》充满了丰富的立体感和耐人寻味的可读性。

徐垓下在这方面的形象有缺陷，有动荡，也是如此。

他的恋人徐改霞，虽然也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但却在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梁生宝之父梁三，在创作之初就非常反对生宝。他不断对盛宝只关注党的伟大成就而不关注家庭状况的做法表示不满。同时，他非常讨厌垓下，甚至警告女儿不要和垓下在一起。因为垓下解除了她的婚约，他甚至骂她“脏东西迟早要干”。

梁三老人关心的是创造小农经济的个人财产，还是坚守传统。无论是圣保入党，提出互助合作社，还是垓下解约，都是对悠久传统的反叛。同时，梁三对未来儿媳妇的期待，也并非超越垓下的能力。传统意义上，对媳妇持家的要求，主要内容

而改霞作为一个刚刚“从笼中放出去的鸟”，要想让她再次回到笼中，当然倍加困难。改霞的生活轨迹代表着一种反传统的斗士的姿态，塑造改霞这个形象的其中一个作用，便是将其作为新事物的代表，与梁三老汉所代表的“旧”的传统，做一个鲜明的对抗。

• 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

郭振山和梁生宝的分歧从作品的一开始就展露无疑，而这个切入口正是改霞。正是改霞在与郭振山谈话之后体会到“原来代表主任也不重视生宝的互助组”以及“代表主任是委婉地表示不赞成她和生宝好的意思”，使得郭振山和梁生宝的分歧有了明确的表现。这一点虽然改霞和生宝在最初不很明确，但在第一部的下卷和第二部中也逐渐有了认识。

在作者最初的整体架构中，改霞仅仅是个配角，她的存在是为了更加凸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情势所服务的，而她的离开，才更加显示出梁生宝和郭振山的曲直是非，也表明一种新的人生抉择和去向，更看到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体现郭梁二人的矛盾中，徐改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联结点。一方面，郭振山说服她去考工厂进城市，为工业化做贡献，代表着走国家工业化道路，而梁生宝则代表着留在农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另一方面，郭振山指出的这条路代表着改霞选择工作，而梁生宝对于改霞的吸引力则使得她想到爱情和生活。

另外，郭梁二人本身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态度的不同，也在改霞这样一个追随者（对郭振山的崇拜）和爱慕者（对梁生宝的热烈感情）身上有了交融和碰撞，改霞一边对郭振山充满着崇拜甚至于盲目追随，因此不免对生宝的互助组事业有所怀疑；另一边却因为生宝是自己的心上人，而充满着信任与鼓励，因此，如此对立割裂的分野在改霞一人身上显露出来，无疑是将郭梁二人放置在了针锋相对的位置，使其不同的道路显现的更加明朗，也更加明确改霞这一形象在衬托郭梁二人这一任务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郭振山是改霞心中的理想信念之代表，一方面因为改霞个性天真淳朴不谙世事,“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还仅仅看见共产党员的称号光荣，而不能识破个别有着这个光荣称号的人，内心的想法和隐秘的活动，和称号不相符”，另一方面也因为“改霞和郭振山的历史关系，使她怀疑不到代表主任有不好的心眼”。这也是改霞的一个巨大的弱点。同时我们可以说，这恐怕也代表着当时农村一大批青年的缩影：追求进步，拥有无限热情，但却缺乏基本判断力，听风就是雨，想要投身于国家发展，但却在盲目轻信之后陷入困惑。

• 青年女性成长的图谱

秀兰、素芳与改霞共同组成了《创业史》中的女性图景，三者的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可以表述为女性的湮灭、幻灭与生长。

秀兰作为早早就许配给别人的儿媳，在去婆家之后便消失在读者的视野。秀兰与她母亲、她婆婆，共同成为同一个女性形象，那便是无法突破中国传统桎梏、扮演传统女性角色、生儿育女为婆家卖力卖命、失去个人鲜明形象的无名女性，她们是不需要自己独特姓名和形象的，因为延续着同样的生命轨迹，注定被湮灭在滚滚历史烟尘中。一个“秀兰”，可以是“女儿”、“儿媳”，也是“母亲”、“婆婆”、“祖母”，她是未能从传统男权社会中走出来的牺牲品，没有幸福与不幸，只有麻木，和无法留下任何痕迹的宿命。

素芳也是传统男权社会的另一牺牲品，她比秀兰更不幸，她在公公、丈夫的鞭打下，全然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她的生命完全无法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孤立无援的时刻她寄托希望于生宝，当生宝毫不留情地呵斥她后，她最后一丝向外求助的链接也被斩断，她渴望爱却无处寻爱，她渴望尊严却全然没有尊严，最终她选择在姑父姚士杰的蹂躏下苟活，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自我幻灭。这是传统社会践踏女性的象征者，是女性悲剧的代表。

而与此相对比，改霞则完全成为女性意识的自我生长。她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打破传统，先进而光荣，是女性对这个世界的初探。她注重“思想”，忠于思考，虽然有时过于迷信组织领导，有时又摇摆不定，但她的自主性进步性是不可否认的。她的确有很多不成熟，但这不成熟时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正是这一些不成熟，使得她成为完整的立体的可爱的新女性，更突显出柳青对这个形象的偏爱。

与秀兰素芳这两个不同，刘淑良作为生宝最终选定的妻子，身上同样兼具着不输改霞和生宝的进步气质，甚至于更突出。淑良是继改霞之后登场的又一闪耀夺目的女性角色，如果按照柳青的创作计划，“改霞的任务在第一部里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那么刘淑良则成为后面三部中频繁登场的女主角，成为蛤蟆滩上的另一焦点。

淑良和改霞的对比，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很明显，改霞和淑良具有相似的个性和命运选择，她们都是努力挣脱了旧式婚姻牢笼，顶着巨大的压力，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然而她们二者不同的是，改霞仍然幼稚天真，淑良却已然老练沉稳，改霞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对国家大势了解的限制，仍停留在被动盲目的阶段，而淑良已经完全明确自身所匹配的道路。另外，改霞最终在种种原因的合力促成下投入了国家工业化的洪流，淑良则始终确信并领导着农业合作化运动。

尽管蛤蟆滩的普遍风气甚至于梁生宝都在二者的对比中普遍认为淑良远超过徐改霞，具备种种后者所难以企及的品质，但仍然不能说改霞的存在是为了让她极尽瑕疵来衬托刘淑良的完美契合。相反，改霞应当代表着一种试错和不成熟，代表着农村普遍进步青年的成长，代表着不同道路的选择，也体现出过渡时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不应受到苛责。

爱情终结，众力下的时代悲歌

改霞为什么没有跟生宝走到一起，这里面有众多阻力。

• 梁生宝将农村建设事业放在首位，爱情必须让路

徐梁二人的爱情走向终结有很多原因，其中与梁生宝“在党”是脱不开干系的。当改霞热烈地计划着与生宝第一次谈话的时候，生宝却有些发慌，害怕被别人看见两人在一起而产生不好的影响，而使自己的威信受损：

“他的威信不够，为了能够办好党交给的事业，必须尽力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群众跟着走的时候，心里很踏实。”

梁生宝作为蛤蟆滩的一员干将，自然承担着比旁人更多的责任，又因为自身资历尚浅，如要令人信服，的确需要处处注意。然而通过这个细节也不难发现，生宝是将自己的爱情完全贡献给了农业合作化的事业。他的“在党”，使得他们家出现了作品开头梁三老汉的哭号，认为他不创自己的家业而为了一群非亲非故的旁人卖命，这固然是梁三老汉自己的认知局限所致，但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生宝会将爱情置于党和人民的发展建设之下。自己家的光景暂且不顾，又谈何心思来恋爱呢？这是个人生活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设工作的矛盾，也是作者为生宝设置的重要个人选择。

另外，作者安排改霞以及徐梁爱情走向终结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还意在以此衬托梁生宝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奉献的“创业时代人民领袖”的角色。“共产党人的理智”每一次在情感的重要关头都占了上风，他甚至于丧失了普通人对于平常生活细碎的热爱，而将互助合作建设视为自己的生命：“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也活得没一点意思了！”

因此，他对于爱情的冲动和生活的选择，都让位给了他所在的农村建设，他不能让家庭事务成为他的绊脚石和建设道路上的偏差，于是他难以思考、不愿揣度婚恋问题本身和改霞的态度变化、也不想耽误时间，而将一切都划归为以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设工作而服务为前提。那么不难想象，这是他和改霞的爱情走向既定结局的必然。因此，为了描摹好梁生宝奉献为公的“领袖”一角，作者不得不安排改霞的出走和其爱情的流离。

• 旧思想的阻碍与家长的反对

徐母的态度也是促使徐梁爱情走向终结的原因之一。在郭振山向改霞和徐母讲述了关于支持改霞考工厂的建议之后，“代表主任的形象在改霞妈心目中更高了”。而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心中认可的领航人，再加上改霞和生宝在此之前受到的一些闲言碎语的影响，老婆婆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两位在党领导者的不同意见，也很容易做出亲近郭代表而鄙弃梁生宝的决定，她甚至觉得“她喜愿改霞离开她去住工厂，就是怕她和梁生宝好”。

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眼光。当郭振山逐渐失去掌控能力，梁生宝逐渐取而代之后，徐母又因为与女儿分隔两地思念心切，不断释放出“当初就不应该听信郭振山的话让改霞去考工厂”这样的信号，甚至于两家的邻里关系都因此收到了极大的打击。然而这终究是不可挽回的结局。徐母在此之前对于郭主任的迷信态度和对与梁生宝的站不住脚的不满共同对改霞的爱情和职业选择造成了影响。

• 徐改霞和梁生宝的个性使然

在改霞的心理选择中，她也将爱情置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下，这一点其实与生宝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不同的是，改霞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在自发势力如此厉害的情况下，改霞极为局限地表示自己看不到互助组的未来，而为了尽快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她有理由“奔城里的社会主义”。

诚然，改霞对于爱情的看法在当时是极为进步的，她能够跳脱出生儿育女围着锅台灶台磨台打转的封建传统女性认知，本身已经非常可喜。这与她本人的进步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难脱干系。

在当时，“郝建秀”式的女青年已经成长为社会进步的先锋，1951年7月，中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在青岛主持召开了全国纺织厂细纱工作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现场会，会上，陈少敏高度评价郝建秀工作法。会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各大媒体都作了大量报道。9月和10月纺织部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国纺织企业学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全国有400多家纺织企业立即掀起了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高潮。在这样的环境下，改霞受到了鼓舞：

“她从画报上看到过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

新中国为郝建秀、徐改霞这样的女孩子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往常的英雄道路，那么这对于辞退了旧式婚约的改霞，必然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而且，她考工厂不同于富裕中农的姑娘们，后者“要多俗气有多俗气，尽想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改霞去考工厂，是为了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她立志从一个蛤蟆滩寡妇女儿成长为“郝建秀”式的英雄人物，这一点也影响着她的恋爱观。可以说，改霞将自己的爱情置于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她不是单纯为了爱情而选择爱情，而是为了“社会主义”而选择爱情。

“对于改霞，搞对象既不是为了吃穿有人管，更不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她是为了一种崭新的愿望——两口子共同创造社会主义。”

可是这样“崭新的愿望”也难免有些幼稚天真，然而不得不说，这不应当是改霞个人的心理体验和选择，很有可能也是当时一大批农村进步青年进城的动机和诱因。其实这不仅是农村青年的社会认知不足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当时乃至今天城市建设对于农村的挤压。改霞或许是为了尽快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而在心理上选择进城，但无数的改霞却可以因为“尽快出人头地”“更多的寻找机会”而选择进城，这是农村人的城市书写，也是农村为此做出的巨大牺牲，这到今天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徐梁爱情的一个重大转折出现在两人的第一次谈话之后。尽管两人都对彼此的到来充满着期待，却在阴差阳错的表达中错失良机，细究其因不难发现，这是两人个性和彼时仍很隐蔽的乡村恋爱风气所致。

当两人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机会见上一面来谈论亲事的时候，气氛本来是相当融洽的，尽管两人都非常紧张，可是大家的心思还都很一致的希望引入婚嫁的正题。可是当改霞鼓起勇气将话锋转至此处，她所做的不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思绪，而是“使着大劲儿决定引导者生宝，让他提出要求”。于是她所言非所意地说出了最为致命的一句话：

“西安新修起国棉三厂，我想去参加工业化，你看怎样？”

这句话可以看做整本书中改霞命运的转折点，将她的爱情引入无可挽回的深渊，纵使之后还有第二层次谈话，但两人之间的隔阂和生宝对改霞的看法也彻底从此改变，而正因为生宝对改霞的看法由此陡转，尽管没有明示，但整个蛤蟆滩黄堡区上至领导下至百姓对改霞的评价也由此奠基。

这句话的症结在于改霞的措辞，她“想”去参加工业化。一个“想”字，使得生宝真的以为她有极大的意愿前去，虽然改霞意下“等待着生宝的反对”，甚至于她抛出这句话的目的就是等待被否定制止，“只要生宝一反对，一百个郭振山鼓动，她也不去工厂了”。可是她的所想和所言以及生宝的所意，都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也最终造成了两人擦肩而过的悲剧。

生宝将这个“想”理解为“思想变了，不是咱的人了”，认为自己“泥腿子，黑脊背，本本色色，不攀高亲”，又因为自己互助组的要务缠身，于是瞬间变得“讽刺、客气、疏远、匆忙”。不得不说，两个人一个欲迎还拒，一个盲目轻信，一个心口不一，一个缺乏自信，两个人都被动摇摆，这样性格上的弱点自然导致了这场爱情的悲剧结局。

同时，改霞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当两人的谈话尴尬收场之后，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她甚至于觉得是生宝“骄傲了”，却不曾想过或许是自己的表达造成了误解。当改霞感受到人们对她急转直下的冷淡，便愈发坚定了离开这里去考工厂的决心。也就是说，这次失败谈话所造成的自尊心的剧烈发作，成为了改霞命运的巨大转折点。

不幸的是，就“自尊心”这一点来讲，生宝与之有着极强的相似性。这一点作者在给改霞的安排中也思考得很清楚，“改霞想：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的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当两个极为相似的好强年轻人放在一起，他们的分道扬镳倒显得十分必然。

当然，要将责任全部由个人来承担，也是不合理的，这场爱情悲剧中，同样回荡着时代的声响。那是一个自由恋爱仍然只享有逼仄空间的时代，改霞作为刚刚解除婚约的女孩，生宝作为刚刚埋葬了童养媳的男孩，他们的身上还残留着封建社会未解放时对于婚恋压迫的深深烙印，纵使两人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党员，已经非常接近自由的灵魂，可是仍然难以逃脱封建婚恋观长久以来的捆绑和诅咒。

在土改时期两人备受瞩目的关系招致了诸多闲言碎语而不得不刻意疏远之后，重新获得自由的两人却再难明目张胆地表述自己的心意，见面要挑没人注意的时机，走路要分别从相隔甚远的两条小道进入稻草庵子，就连说话也要拐外抹角相互揣测难以直言，这不是改霞和生宝的爱情悲剧，这是整个时代下任何人都难逃的命运的挤压。

徐改霞因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做工，而被认为是嫌贫爱富，背弃农业合作化建设，与梁生宝的爱情也戛然而止，也因此受到时人抨击。但她的爱情选择与职业选择背后，却是时代语境下女性的成长诉求。

徐改霞生在了一个红色的年代，却有着更为自由的灵魂，这就注定了她的人生选择和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