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军
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时,高尔基说:“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直到现在还没有被评论家和读者适当地注意到。这个人物是整部小说的叙述者。”这句话也适合目前《创业史》的讨论。
小说的叙述者可以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以第一人称“我”出现在场景中,与人物或多或少有关系;它也可以是事件的旁观者和叙述者,隐藏在事件之外。叙述者以他独特的方式给我们讲述故事,描绘人物和场景。在他独特的表情和语调,以及他对事件的看法和情绪中,他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他不仅让读者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还判断现实;他不仅通过出道人物的行为及其在矛盾中的地位和态度与生活本身对话,而且在叙事过程中解剖人物的灵魂,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爱恨情仇;他用个性化的语言和强烈的情感引导读者读懂人物的内心世界,理解事件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思想层次、不同生活经历和文化素养、不同性格和艺术习惯的作家,都是通过叙述人的“形象”来表现自己的风格的。
有人说《创业史》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初期的一部史诗。从作品的高度思想意义和对农村复杂阶级矛盾的深刻揭示来看,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同时看《创业史》叙述者的作者,他揭示形象的独特方式不是迅速展开情节,也不总是连续展示大尺度的画面,而是一章一章地解剖人物的灵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创业史》是一部展现农业合作化时期各阶级人物精神面貌的“心理学”。
精神分析无疑在《创业史》中占据突出地位。我们的叙述者不是简单地讲述历史事实,而是揭露典型人物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在这里,精神分析的表达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深入到了变霞恋火的情感深处;拿出了郭振山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沉思心思;他详细展现了梁三作为一个小制作人的苦恼、悲伤和含泪的喜悦。梁生宝在《创业史》中对高远的情操,宏伟的理想,隐秘的决心,内心的火,做了细致可见的情感分析。《创业史》深入探究了社会大变革中人们的喜怒哀乐。
《创业史》揭示了人物的喜怒哀乐。与其用所有的篇幅描述他们外在的雀跃或嚎叫,不如更多地用于心理分析。小说的叙述者并不总是描述人物的动作和对话,而是经常在人物进入情节前后的特殊段落(甚至是一章)中写他。除了对他们过去的人生历史(郭振山的“功勋”、婉婉的婚姻、变夏的爱情、瞎王的奴性、白战魁的身世、苏芳的家教、的家世等)做一个大概的介绍。),他们也展现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藏在灵魂深处的思想。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小说的叙述者暂时“上架”了情节,呈现了人物在事件中思考的内心图景。在此,深刻地揭示了各阶级人物的心理、思想和感情。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分稻种、盖房子、砍扫帚等场景。买稻种回来的路上,我们不能忘记梁生宝的独立思考;在报考县城的路上,改变夏的分科思维;半夜去找鲁智深的路上,我喜欢宝宝独立思考的样子;躺在床上,为了荣誉和发财,郭振山独自思考;蹲在泥土地里,担心着山里的吉凶,梁三的老人独自想。叙述者独自解剖人物心理,向我们展示了人们平躺蹲着的灵魂,展示了行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人们的心灵。
梁生宝不仅走了,还带着贫农和雇农,甚至还扛着尚未开化的螺栓:
胜保提着枪栓,一步一步下山。他双手抱住双腿,螺栓向上弯曲。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王二双目失明的倔强样子。
“不要输!不亏!”在生宝的想象中,王的瞎子会说:“叫你再跟上生宝!……"
一想到盲王,胜宝就觉得很迷茫!唉,当这个家庭加入他的互助小组时,他
就有点勉强。光是拴拴,累死他也满心情愿,可恨的王瞎子心太奸了,在互助组中,总觉得人家在捉弄他儿子。无论你怎样关照拴拴,王瞎子总怀疑他家吃了亏……“生宝同志啊!”每逢个人的情绪和共产党员的理智在他精神上冲突起来的时候,王书记的熟悉的声音,就回到他的耳边了。“生宝同志啊!要把落后的农民领到社会主义的路上,可得有耐心呀!……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不愿带动周围的群众,……那怎么能弄成呢?……”
现在,当生宝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里,背着拴拴下坡的时候,王书记所说的这番话,统统又像重新对他说一遍一样……
生宝背着拴拴一边走,一边想:什么叫做艰难? “艰难”二字怎样讲?他明白了:鬼!当自己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世上就根本没有什么艰难了!整党的时候,人们说红军长征,就是这样的。因为一天比一天离目的地近,所以艰难变成了快活。而且,每天一到宿营地,就有新的一次快活。他一想:对!庄稼人过光景,也是这样喀。他和继父租种吕老二的十八亩稻地那年,他一点也没觉得艰难,反而畅快,因为他一心想着发家创业。只在秋后发现创不了业的时候,回想起来,那年才变成可怕的艰难了。现在,他为了社会主义,背着拴拴走,他心里痛快!
如果叙述人仅仅述说梁生宝背着拴拴下坡,描写他由流汗、咬牙到喜悦快步的神情,我们只能得出梁生宝能吃苦耐劳地帮助同志,他乐观,有力等印象。形象的思想意义缩得很小。我们引用这一大段人物内心的揭示,就深远得多。我们的兴趣不只在梁生宝的英雄行为;也不只在叙述人讲说的背人的情景。我们的兴趣更在于处于这情景中梁生宝深厚与丰富的内心世界。走路,扩大了情节的间隔,叙述人得以用心理分析来补充它。在人物心理的描绘中,引出了王瞎子的顽固、党的教导、整党会议、旧时代的苦难,而且表现了梁生宝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他的力量的源泉、决心,对困难与抱怨的鄙弃。小说的题辞中引用乡谚说:“创业难……”,梁生宝不仅了解在旧社会农民单凭自己的劳动创业难,而且也了解到创社会主义家业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拴拴受伤,自然他会联想到社会主义道路上会遇到诸如教育农民等等问题。这是严重的问题。需要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党已指出了方向。当意识到自己目标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武装了梁生宝。所以他不怕鬼,蔑视困难,而又一步一步克服困难。粱生宝坚强的党性、他平凡的而又是英雄主义的气概、他斗争目标的鲜明和带领农民群众的决心……跃然纸上。人物合乎逻辑的思索、对生活深刻地理解,个人的意愿与阶级的感情,在心理分析中得到表现。形象的意义提到了解决主题思想的高度,人物的精神面貌变得崇高而又可感触了。
在《创业史》中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心理分析,如果叙述人不以心理的刻划去和人物行为的描写相配合,我们将只获得创业的历史的斗争图景,获得外在行为的戏剧冲突,而再读不到关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心理学”。可是,却正因为《创业史》不仅是历史而更是“人学”,是人的“心理学”,也正因为叙述人在展示人物的方式上的别具一格,才使我们深刻认识生活、认识农村各个阶级人物的内心隐秘、认识共产党人的崇高的精神世界。
《创业史》的叙述人不是客观主义地分析人物心理。十九世纪后半期那些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像淡漠的医生解剖尸体般的心理分析,与《创业史》的叙述人热情洋隘的描述人物精神世界是根本不相同的。
《创业史》的叙述人不是冷冰冰的旁观者,他颂扬那些新世界创造者的远大胸怀和刚强志气,关怀那些走上集体主义大道的人们的幸福和命运,叹息那些在十字路口的彷徨者的疑虑和懦怯,厌弃那些自私自利者卑微的灵魂,仇视那些对人民事业抱着刻毒敌意的恶毒之心,这样,他就不能不把自己对人物的态度鲜明地表现出来。《创业史》也可以说是“诗篇”。当然对于人物的爱憎,首先在于揭示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态度与内心,但是在现实生活描画中,在人物心理剖析中,由于对真理追求的火焰的燃挠,使叙述人不得不以内心炽烈的抒情诗人或理智清醒的哲学家的身份自己插进生活洪流、深入人物灵魂,再现他个人的心情。这一点,正是《创业史》一个突出的表现。
当着梁生宝带着稻种在回家的路上奔驰,叙述人告诉我们,主人公如何在想着“百日黄”的增产威力,想着家人的惦念,如何在脑海中也闪过美丽爱情的火花。为了庄稼人们的生产自救,归心似箭的梁生宝毫不畏难地投身在春雨茫茫的大平原上。《创业史》的叙述人不仅分析了人物的内心隐秘,而且用独特的语调,朝着主人公和读者说话了:
梁生宝!你急什么?难道不可以等雨停了再走吗?春雨能下好久呢?你嫌车站、城镇住旅馆花钱,可以在路边的什么村里随便哪庄稼院避一避雨嘛!何必故意逞能呢?
不!梁生宝不是那号逞能的楞小伙子。……
春雨的旷野里,天气是凉的,但生宝心中是热的。
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
真理构成哲学的内容,也构成诗。诗人的才能在于客观形象的艺术描绘,也在于把自己的哲理分析、激情冲动化为诗意的流露。《创业史》的叙述人,从一个描绘梁生宝行为、披露梁生宝心情的艺术家,忽然自己卷进去,涌现在人物和读者面前,一变而为抒情诗人和解说者。这就使作品涂上了浪漫的逼人魅力。
也正是在叙述人这种表达方式中,在他朴素、活泼而亲切的语调中,在他熟练使用关中人民语言和发出赞叹的口吻中,我们了解到作品那种独具的豁达、爽直、敦厚而细致的风格。
有人认为艺术的力量在于以形象的形式使生活本身说明自己,叙述人或作者不要割断事件的开展,跳进作品直接干涉生活,思想倾向必须体现在客观形象的描画之中,的确,恩格斯也说过,倾向应当在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这—切无疑都是有道理的。可是,即便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要求,也从来不排斥作品应有的抒情插笔,不排斥叙述和描绘中浓烈情感的直接表达和叙述人对事件态度的合理述说。何况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不仅允许而且极力主张风格的多样性。《创业史》 中大量感叹、称颂、沉思的插笔存在,并不是奇怪的事。恰恰相反,这正是构成《创业史》风格的因素之一。的确,《创业史》中是不缺乏这种叙述的而又是感叹的语调的:“改霞呀!改霞呀!你也许是汤河上顶俊的女子,也许并不是哩!”“唉亥!庸俗!真个庸俗!咱改霞竟给旁人这样的印象!……她要认真地哭它一场!唉,偌大的渭原县里,竟找不到个哭鼻子的地方。真个憋气!”“陶书记的房内还亮着灯。……嘿!那种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情神,谁不钦佩呢?”“豆腐坊里除了互助组里的人,还有高增福哩。他现在离开这几个人,觉得无论蹲在什么地方,都是没意思的。天生就一个属于贫雇农集体的人嘛,离开集体简直活不下去罗。”“秀兰紫棠色的脸喷红了。她全身的血,都涌到她闺女的脸上来了。在一霎时间,闺女的羞耻心,完全控制了她……女人啊!女人啊!生成一个女人,占这么多的劣势啊!”“郭振山啊!郭振山啊!有几千年历史的庄稼人没出息的那部分精神,和你高大的肉体胶着在一块,难解难分哩。旧社会在你的精神上,堆积了太多的旧思想,卢支书已经批评过你了,你有力量进行这个自我分裂吗?在你的精神上,是共产党员郭振山战胜呢?还是庄稼人郭振山战胜呢?”……
《创业史》叙述人的插笔,没有像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那样陷入过分的铺张和浮夸的抒情。如果说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叙述和描写中插入了过多的、词藻华丽又形象纷繁得使人头晕目眩的、而且也是脱离场景的主观情绪之抒发,那么《创业史》中,叙述人插话,不仅是恳切、质朴的,而且从来没有与现实的内容分离,他的解说、箴言与议论总是同客观形象的刻划紧密结合着。
《创业史》中这种接合,不表现为对形象体现的思想之再分析。如果那样,就成了多余的累赘。《创业史》中独特的表达方式在于它把叙述人的解说与抒情经常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正确说是交融了起来。在这些地方你甚至很难分辨它是叙述人的平常的叙说与情感直接抒发呢,或者是人物自己内心的沉思与自语。看来是插笔,仔细琢磨又是人物灵魂的解剖。
我们都忘不了在秦岭丛林中人们的团结劳动,这激起了梁生宝的沉思与由衷的喜悦。叙述人揭示了他对人与人新关系的思索,接着这样叙述:“生宝想着,忍不住笑。多有趣!你看!王生茂和铁锁王三两人往二丈四尺的杨木檩上,用葛条绑交岔的椽子哩。”这个“多有趣!你看!”是叙述人的话,还是生宝的内心欢乐呢?
大家也记得艳阳天里躺在麦地上梁三老汉的郁闷和盼望家业兴旺的沉思。叙述人叹道:“春天呀,春天!你给植物界和动物界都带来了繁荣、希望和快乐。你给咱梁三老汉带来了什么呢?”这里口吻是叙述人的,而心思却是梁三老汉的。
下面一节是很有意思的:梁生宝在渭河岸上等船,他在看景,在沉思。叙述人这样写渭河岸的土色、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
咦咦!这里的土色怎么和汤河上的土色不同哩?汤河上的土色发黑,是黑胶土,这里好像浅色土啊!弯腰抓起一把被雨水湿透了的黄土,使劲一捏,又一放。果然!没汤河上的性粘。他丢掉土,在麻袋上擦着泥手,心里想:
“啊呀!这里适宜的稻种,到汤河上爱长不爱长哩?……
这样一想,倒添了心思。
这里,叙述人对自然界观感的直接表达和人物的沉思交融在了一起,通过梁生宝内心深处的活动,达到了高度的诗意。叙述的语调和人物的个性化的内心语言胶合得不可分。
《创业史》艺术上的一大独特性即在于人物心理分析与叙述人的插入语的严整统一。一切解说、感叹不但不削弱人们对图景本身的感受,而且加强这种内在的完整性,增强它的感染力。在形象与插笔的和谐中道出了平凡的真理,揭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创业史》,可以说是达到“心理学’与“诗篇”统一的史诗。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