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的创作背景及特色 创业史艺术成就

5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资本主义后备军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可靠盟友，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生动、艺术地反映这一伟大事件，是中国文学的光荣任务。《创业史》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与同一题材的作品相比，它在反映这一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作品第一部分虽然只描述了互助小组阶段的农村情况，但却清晰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整个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生活走向。表面上看，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两个高潮之间的乡村生活似乎风平浪静。然而，作家通过表面温柔的涟漪，生动地展现了生活之河底部潜在的阶级斗争洪流。不仅如此，作家还以异常细腻的笔调，成功地描绘了深藏在广大农民心中的激流——，描绘了他们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向社会主义可靠盟友过渡中的精神状态及其变化历程。《创业史》在这方面的成就最突出地体现在梁三老人的形象塑造上。

光是提出梁三老人的形象，并不代表其他人物写得不好。《创业史》中大多数人物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在水平线之上，与其他同题材作品相比，在革命农民形象的塑造上有其独特的成就。但是，我不能同意这么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最大的成就在于塑造了全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梁生宝。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很多，在一些文章中，这一形象被过度推崇，与实际工作不完全相符；另一方面，梁三老人的形象却很少受到关注，这不能被视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公平现象。梁生宝是他作品中最先进的。然而，作品中最先进的人物不一定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创业史》中最成功的人是老人梁三。这样的话，我觉得并不是降低《创业史》的成绩，而是正确肯定它的成绩。梁三老人虽然不是正面英雄之一，但却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人生观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形象的完成。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梁三的老人也是第一部中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形象。

梁三老人在作品中的地位值得特别关注。我们知道，《创业史》中的人物在土改后的新阶级斗争中形成了两支队伍。一个是由富裕的农民姚世杰和富裕的中农郭石夫领导的，其中包括互助小组的前成员梁大劳和父子盛璐。另一类是梁生宝、高、冯、桓、任老四等革命农民。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拔高的地步，但双方都在暗中努力，就像拔河一样，各个方面都是拉着牵着，试图让对方同意。不过，目前这两支队伍只是农村人口中的少数。双方都在争夺群众，很多贫农和下中农还在观望。因此，梁三老人的形象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梁三互助合作前期的精神状态具有代表性。从很多独自劳动的农民，到像郭锁这样的互助小组成员，再到像任老四这样的积极分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与梁三老人思想本质上有着不同程度相同的因素。一方面，像梁三老人这样的农民去了哪里，被什么样的力量所吸引，会影响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当然，梁三老人最终会走向哪一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哪些波折，并不是由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老人自身的经济状况、党对农民的领导以及党的政策的执行情况。刘清同志塑造梁三老人形象的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根据生活的实际面貌，充分写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农民个体在互助合作发展中有怎样的苦恼、怀疑、动摇，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充分探索和展示了梁三老人最终走上由生活状态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新路的必然性，从而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人生发展的辩证法。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即使在斗争不是很尖锐的初期，也是一场远比土改复杂深刻的革命。其复杂性和深刻性的根本原因是它会受到几千年旧制度和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抵制。特别困难的是，这种阻力来自广大农民群众，他们在政治上是党的基本群众。梁三老人，当土地证被钉在墙上时，他立刻跪下来给毛主席磕头；在处理女儿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女婿的婚姻关系时，他也表现出“睿智、毫不犹豫、识大体”，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有一段时间，党领导的互助小组表示自发反对。儿子对互助合作的热情让他一度失去了希望。他不吃也不饿，躺在麦田里

人们常说：农民最讲究实际。这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就此以为可以忽视或低估理想在庄稼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那恐怕就是对农民的很大误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实际和 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在特有的生活天地中按照特有的方式来驰骋自己的理想罢了。梁三老汉不仅有理想，而且已经热烈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步：他梦见自己当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按老汉想，这是儿子和媳妇“出于一片孝心”特意为他老人家做的！) ，满院子是“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简直是一幅极乐图！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高度来看，这理想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个体农民，它却是极为迷人的。正是这个理想，给了梁三老汉以力量，支持着他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如一日地苦熬着，不吃盐，不点灯，破命干，死了两回牛也不消极，落个气喘病、罗锅腰也不抱怨。他失败了，连父亲留下的三间瓦房也没有保住，但却始终不曾放弃这个理想。 土地改革，对于梁三老汉来说，正好给他加了油，使他这个快要熄灭了的“发家”理想重又燃烧起来。他以郭世富为榜样，相信共产党的到来为他实现理想开辟了道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小农理想的反动性（就终极意义来讲)。如果农民“务实”的一面使党有可能通过实际生活的教育引导他们走上集体道路；那么，农民热衷于发家理想的一面就只能阻碍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使他们易于接受剥削阶级的影响，跟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曾经表示“不赞成残酷剥削” 的梁三老汉，就在作了这个诚恳声明之后的第二天，竟又怂恿生宝去“取他们（任老四等）几个利息” ，这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帮助梁三老汉彻底打破“发家”理想，在这里是特别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也恰恰是最困难的。梁三老汉眼里的现实和梦想，恰好都是颠倒过来的。他那种“发家”的空想，尽管在旧社会里已经令他碰得头破血流，在新社会里也早已被根本堵塞了道路，却还是被他顽固地看成为可行的现实；反过来，生宝所宣传的集体富足的新道路，却被老汉讥笑为“不着边际的空谈”。土改中，他把分得土地的现实当做梦，“ 老是觉着不是真的”；土改后，又把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梦当成现实，仿佛自己真的成为“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了。现实和梦想被如此颠倒，是很可笑的，带有很大的喜剧成分。然而在喜剧背后，又隐藏着很深的悲剧内容： 农民本身提不出也看不到新的社会制度和历史道路，他们的挣扎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因而不 可避免地遭致悲惨的命运。柳青同志正是通过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对旧社会里农民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厚同情，并且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含着微笑批评了他们的弱点，指出他们在新社会中坚持这种空想的危险的后果。梁三老汉的这些表现，形象地揭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著名论断的深刻意义。如果连梁三老汉这样贫苦、勤劳的“党的基本群众”， 也会在土改后如此自发地热切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不就有力地证明了党把革命由民主主义阶段不停顿地推向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么!

但是到这里，梁三老汉的形象还仅仅完成了一半，而且是许多作品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过的那一半。《创业史》塑造梁三老汉之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作家精细地看到了并准确地表现了另一面：由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跟党跟社会主义有着潜在的感情联系的一面。这是更重 要的一面。梁三老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毕竟是不自觉的；当他意识到“剥削”这一点时，甚至自己也感到“吃惊”。梁三老汉决不像有的评论文章所判断的那样，属于“批判形象”之列。

如前所述，梁三老汉有热切的“发家”幻想，这种幻想在终极意义上带有反动的性质。但是，任何人都必须生活在现实中，不能只是生活在幻想中。而现实生活，常常铁面无情地击碎人们的幻想，把他们从云端里拉到地面上来，逼着他们走比较现实的道路。梁三老汉在自己的幻想中是个受人尊敬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草棚院里贫困的屈辱者。他和他爹两辈子创业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血泪、辛酸的历史；“实在说，那不算创业史，那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 ”一翻开作品就见到的那幅惨苦的流民图，正是梁三老汉和他千千万万农民兄弟旧生活的缩影。老汉活了五十多岁，却连本来的名字也不被世人所知（人们只称他为梁三，至于“梁永清”这个“官名”，如果没有那张他和宝娃妈结婚时的“婚书”， 谁也无从得知）。随着贫困而来的，更有屈辱。尽管在年龄和辈份上，老汉高出许多人，但他仍不免受人欺负。孙水嘴当众嘲弄他，有个中年人揪动他头上戴着的旧毡帽来侮辱他，甚至连自己的侄儿梁生禄都能凭富裕中农的地位气势汹汹地教训他。贫富悬殊，就使一切都颠倒过来：仿佛生禄等人成了长者，而老汉倒是他们的晚辈。这一切，作品都揭示得极为深刻。 正是这一切，使他有可能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卢支书、生宝他们挨近着哩！”也使他在保留对环境压迫逆来顺受的习性的同时，产生了对富农姚士杰的憎恶和戒备， 又“用很讨厌的眼光，盯着梁生禄家”。严酷的生活，逼得梁三老汉非变不可! 而当他在媳妇坟上“想起过去的凄惶日子”流泪时，这里面就包孕了一种转变的契机。

困难的是小生产地位限制了他的眼光，使他一时看不清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光明前途，对新生活缺乏必要的信赖，常常为生宝的“不稳当”而感到“寒心”，甚至“看不惯” 生宝的行动。 这自然是梁三老汉作为个体农民的一种根本弱点。但是，这个弱点并不可怕。连任老四这样 的积极农民，当互助组搞水稻密植时，也还流露了小农的怕经风险的动摇情绪，经过了很大一阵斗争。在这里，重要的倒不是这种一时的动摇情绪，重要的是他们最终所得到的可喜的进步。像梁三老汉这种“对于历史的一切变革都要战战兢兢”的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对新生活将信将疑，疑信参半，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们前进得确实不快，有时甚至趑趄不前，但他们跨一步是一步，每步都很落实。正像生宝所说，“我爹他一天吃饭、干活、咄呐，三样事。咄呐是咄呐，心眼可正。今年他和咱们不一心，明年他就是咱们里头的人了。”人物的实际发展状况正是这样。梁三老汉最初是对旧道路坚信而对新道路根本怀疑的，他跟家人吵闹不休，即使听信了郭二老汉的劝说，声明“咱啥啥也不管”之后，也还会时而憋不住气，发泄自己的不满。但随着互助组活动的进展，老汉身上便逐渐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由对旧道路的自信到失去自信。“从前，梁三老汉只是在村人面前感到自卑，现在他在生宝面前也感到自卑了”。跟卢支书谈话后，他形成了一种想法：“只要给我吃上、穿上，你生宝看怎弄怎弄去！世事是你的世事！”从对旧道路失去自信到承认“世事是你的世事”，这里又进了一步：开始有了信赖新生力量的因素。到了最后，“梁三老汉，经过了买稻种的事实，进山割扫帚的事实，面对着两户退组而不动摇的事实，他对儿子服气了。”这样写是令人信服的。虽然我们知道老汉要真正克服小生产地位所赋予的弱点，还须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的思想发展还会有波折（吸收白占魁入组一事，就超出了他的想像力)；但到小说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梁三老汉“最替儿子担心骇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他终究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新事物的巨大生命力，并且对它有了相当的信赖。

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梁三老汉决不只限于消极的适应和转变。在他身上有一种更可贵、 更带积极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一种以曲折方式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热忱。还当梁三老汉采取观望态度的时候，他对生宝互助组的命运也远非漠不关心；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关心并不亚于组内那些实心实意的组员。跟“阴a阳b人”梁生禄等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况相反， 梁三老汉尽管在一个时期里跟生宝及互助组行动上采取不合作态度，但他的大半颗心却在组内。他注视着组员们的一切，看出了组内潜伏着矛盾，为互助组的成败担心，因而主动向卢支书反映情况：“贫农也有不实心的，我注意看他们的容颜举动哩。”生宝进山后，农技员韩培生几次发现老汉偷偷去看互助组的“扁蒲秧”，生宝妈告诉农技员说：“土改的时候，对分得的土地，也是这神气！”此后，梁生禄和王瞎子两户退出了互助组。在这个事件的考验面前，梁三老汉也有可喜的进展：对互助组表示了更大的同情（虽然同时也保留了某些疑虑)，“对梁大老汉和王瞎子没有好感”。他以默默的劳动，证明了进一步靠拢互助合作事业。如果说，梁三老汉对生宝互助组这些关心出于父子感情的话，那么它确是纯朴的真正劳动人民的父子感情。但这一切显然不能只用父子感情所解释和包括得了的。它实际上是老农身上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另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形态。所以说“特殊”，是因为老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种关切，常常跟他对新生事物因缺乏足够信赖而产生的过分担忧联结在一起的。而且，即使在这种对集体事业的关切中，也还打有小私有者的思想烙印。他总怕儿子“太傻”，“看不透人的心思”，而他自己所用的正是一种小私有者的逻辑。老汉的关切又常常是和赌气相伴随的。他一方面认真地生儿子的气：“你小子不喜愿对我说嘛，我也不喜问你! ”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替互助组做了许多谁也没有要他做的事。所有这些，都使老汉的举动蒙上一层很重的喜剧色彩。（顺便说说，梁三老汉身上的喜剧色彩，在前半部中大致可以看作是作家对人物的善意讽刺，后半部中则主要成为对人物的进步所作的颇带风趣的赞扬。)透过这层喜剧色彩，他那种摆脱穷困生活的强烈要求和背负的沉重精神包袱，以及他特有的那种忠厚、天真、脾气倔强的个性，都得到了极为传神、极为准确的表现。

在有些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作品中，老一代贫农形象常常只被强调了保守、顽固的一面， 仿佛连他们最后走上合作化道路都没有丝毫的内在要求，而完全是消极地迫于客观形势似的。这便难免会模糊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历史必然性。而《创业史》则在正面表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个主题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它不仅写了年轻农民中成批的社会主义闯将，同时也写了老一代跟党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在老一代农民中，又不止于从任老四身上发掘表现了穷庄稼人对互助合作如饥如渴的要求，而且还探索了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梁三老汉，毫不放松地抓住他潜藏的哪怕是些微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准确地加以表现。这样，作品不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当时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过程，而且向读者清楚有力地预示了未来合作化运动的磅礴气势。

《创业史》第一部只写到互助组转为初级合作社时就结束了，书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都有待于以后几部来进一步发展。但在第一部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却肯定是已经独立地完成了的。虽然整个农村距离高级合作化尚有一段过程，但梁三老汉却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走完了一个历史阶段（当然不是说以后可以不再继续发展了)。从“题叙”到“结局”，梁三老汉作为老一代贫苦农民的代表，经历了恰好成为鲜明对照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新旧两个世界——不仅是客观世界，也包括主观世界——的巨大变化！只要回想一下作品开头两章中所写到的老汉那种生活贫困、地位屈辱、情绪抵触的状况，再对比一下结尾时老汉穿起整套新棉衣，在黄堡集上受人尊敬地、以“生活主人的神气” “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 这种情景，谁能不为之深深激动。社会主义跟我国农民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命运，在这里得到了多么有力的证明！也许从作家的主观上说，梁三老汉并不是他所最要着力刻划的人物。 但在实际上，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