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创业史 | 草根创业生活网

作家柳青（资料图）。

柳青女儿刘可风。

去世38年后，借由女儿的笔，作家柳青得以说一些生前不敢说或来不及说的话。

如果柳青还活着，今年刚好100岁。这位主动扎根农村14年的著名作家，长期以来被视作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勤奋的实践者。当下，又作为文艺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柳青精神研讨会在全国接连召开。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少有人知道，柳青也曾在文革中被打倒、关过牛棚。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个年代的沉默，连同《创业史》鲜明的时代烙印，使得他被文学界批为缺乏批判精神、意识形态的宣传员。批评者说，他毕竟是亲历过大跃进、文革的人，为什么对那个年代毫无反思？

柳青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去世，四部《创业史》，只完成了两部。

他生前出版的东西，和他的思想，差别实在太大了。但是，他来不及完成整个作品就去世。如果我不写，后人会一直误解他。柳青女儿刘可风说，这是她写《柳青传》的缘由。

永远听党的话

早在1953年，作家柳青自愿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并要求撤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专心写作。他在那儿待了14年。

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柳青相信作家只有深入生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他要写一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巨作，歌颂新农村怎样诞生、新农民怎样成长。这是我们一代作家的光荣任务。柳青说。

文学研究者程光炜曾毫不客气地评价，在那一时期的解放区作家中，柳青恐怕是最没有自我反省的人之一，这使他的真诚更令人痛惜。与赵树理返回并定居故乡是出于对当代文学不关心农民命运的不满有所不同，柳青自愿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完全是响应深入生活的政治性号召。

柳青自我改造的自觉性超过同时代其他作家，这方面他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同辈作家中首屈一指。

1960年1月7日，柳青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听党的话》一文，总结他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三点心得：听党的话，不断地改造思想；同人民在一起，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在艺术上，努力地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风格。

柳青说：要写出一些作品，确实有利于党和人民，有利于消除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帮助人民建立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不老老实实遵循毛泽东文艺方针，谁能办到呢？

长安县农村的14年，柳青完成了这本后来名为《创业史》的书，并成就了他在上世纪50、60年代文学中的至高地位。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三红一创一说，指的便是《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这部公认的红色经典。

文学界对柳青的态度多半双重，一方面，认为政治性明显损害了作品真正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肯定柳青的艺术功力。

学者何吉贤梳理过《创业史》几十年以来的评价的变化：第一阶段，上世纪60年代第一部刚面世便获得很高评价，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它与大多十七年文学作品一同被否定，第三阶段，新时期后，农业政策、文学观念发生巨变，但相比于其他红色作家、十七年文学，《创业史》并不是被否定得最厉害的；第四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派兴起，柳青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自然被边缘化；第五阶段随着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柳青传统作为一个文学影响的脉络一直时断时续地被人提起。

这些评价刘可风逐一听在耳里。她说：有一个说法我认为是中肯的。时隔这么多年，柳青的作品还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说明文学性战胜了政治性。

《创业史》第一部刚出版时，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曾发文质疑书中的正面人物梁生宝形象塑造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他认为，主人公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年农民英雄，塑造不算最为出色；浓缩了千百万旧农民的血泪耻辱历史的真实写照的梁三老汉，才是柳青创作上的亮点，

柳青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反驳严家炎。他说：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

文革期间，同遭批判的严家炎与柳青在陕西省作协相遇。严家炎回忆，柳青问他：写那篇评论是不是受林默涵（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指示？严答，没有任何人指示，文章中有些话可能不知轻重，但都是我个人的意见。

柳青那时才坦言，严的评论让人怀疑其背后有大人物想搞自己，所以才写文回击。

图中左一为柳青（资料图）。

在评论家李建军看来，面对权力，柳青没有说真话的勇气，更没有批判的精神。他在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劳民伤财的大跃进期间，县上按照上边的指示搞瞎指挥和大兵团作战。有一次，乡干部向柳青抱怨，县上为了打万斤粮，要求乡上秋播时每亩下一百二十斤麦种，把种子密密麻麻地用糨糊粘在纸上下种，问柳青能不能对群众讲一下。柳青说：我不能说呀！我还能和县上唱对台戏吗？

柳青在文革初期拒绝贴大字报时的一句话也许可表白他的想法：我和人家不一样，我担一笼鸡蛋在集上走哩，谁都敢碰我，我不敢碰人家，怕把鸡蛋打烂了。

意思是，为了写完书，事事小心。刘可风说。

敬爱的江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

即便是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扎根底层、一心写作的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仍然不被允许。

《创业史》第一部还没写出来，陕西省主要领导找柳青谈话，要他写不出来就不要待下去了，要跟上形势，写些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文章。

1963年，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4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两个被称作前十条、后十条的文件，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依靠贫下中农，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也称四清运动。

运动中，社教干部批评柳青，长期脱离阶级斗争，不参加机关斗争，在皇甫村养尊处优。在一次大会上，社教总团点了三个人的名：柳青、马键翎和一个省委干部，说柳青是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

社教运动从1963年春持续到1966年春，剧作家马键翎死于这场运动。柳青活下来了，但等着他的是下一场变本加厉的运动196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开始。

最初柳青以为，运动嘛，最多几个月，想着过几个月还能再继续写书，但文革持续了十年。

那是个打倒一切权威的年代。人民作家柳青一转眼就成了走资派、黑作家。红色经典《创业史》也一夜间成为千夫所指的大毒草。他被指任西安市作协副主席期间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与文艺黑线头目关系密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加诸到他身上特务（后查清属同名同姓）、替卫立煌起草反共书（后查无实据）。

1967年初的冬天，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的领导全部被拉上西安街头。作协造反派为了表现革命性，把作家们也拉到队伍的末尾。柳青脖子上挂着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残渣余孽的牌子，手压在头上做喷气式飞机状，迎着寒风参加游行。

造反派让柳青背诵老三篇，背不出来，一个曾是编辑的文人便一记耳光打过去。他们质问柳青：你吹捧刘少奇，养尊处优，拿着高薪，为什么不为工农兵服务，还搞资本主义？

金葳和柳青同关在一个牛棚，他回忆，当时他是牛队长，每天带早操，喊牛绝：向后转，死路一条；向右转，抗拒从严；向左转，坦白从宽。一旁包括柳青在内的牛鬼蛇神就要喊：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我们有罪！

1968年春，刘可风收到父亲的来信，告知造反派解放了他。文革中，解放意味着不再被当做敌我矛盾对待。然而，到了当年冬天，新的来信中却说父亲再次被揪出来，并且不久前触电自杀未遂。

后来，柳青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承认：那时，我确实想自杀，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反抗和自卫的形柳青创业史式。我触电时，心里很坦然，很从容，很清楚，电把我的手心击黑了，烧焦了，我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更大的悲剧发生在柳青的夫人马葳身上。一天，在学习班里的几位女干部突然发现马葳不见了，连续几天找不见人。公安局找到学习班，说在长安县一个大井里，出现了一具女尸。不久，工宣队宣布，马葳跳井自杀。

本是不堪受辱而死，按照那时候的政策，作为罪行深重的柳青的妻子，马葳自杀却是与人民为敌到底。因此，工宣队召开批判大会，要求柳青在会上表态。

评论家王愚当时在场，他看着柳青颤抖地举起右手，呼喊打到柳青、打倒马葳。多年后王愚仍对此场景记忆深刻，他说：时隔几十年，柳青、马葳的不平之冤当然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我有时想起这次批判大会的情形、气氛，就不由得感到渗入脊梁骨髓的冷气。

柳青去世于1978年6月13日，文革早已结束，然而文革的阴影仍压在文艺界人士心头。在八宝山举行的葬礼上，有在场者记得，原总政文化部长刘白羽致悼词，他缓缓念道：敬爱的江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一一会场上立时涌起一阵骚动声，所有的人都抬头朝台上望去。刘白羽意识到自已讲错了，又从头念了一遍：敬爱的柳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