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慈善家》2013年第9期封面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记者宋厚亮编辑吴阿仑摄影_林一
牛根生再创业
人们还在拼命给他贴上负面的道德标签。他左右不了别人的评价。但他早已将种种争议和屈辱放在身后，默默奔赴他50岁之后的人生新道路—在中国创办一个真正专业的慈善组织
牛根生家的大门上，贴着这样一副楹联：“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横批：家系国运。金黄色的字体，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楹联是牛根生从杭州胡雪岩故居看到的，见之喜爱，引用至家中。横批，则是他自己拟写的。
像胡雪岩一样，牛根生在极短时间内缔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并为自己赢得巨大财富。如日中天之际，胡雪岩荒淫奢靡，其家财并没有传承下去，有生之年帝国即已崩塌。而牛根生在事业正盛之时，帝国仍在，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突然袭击了他和他的企业。这就是发生在2008年的乳业“三聚氰胺事件”，主角原本是三鹿奶粉，此后转移至牛根生身上。一夜之间，山河变色。他成为被全中国人民批判的“虚伪道德家”，人们将愤怒的情绪排山倒海般向他倾泄。关于牛根生的持续不断的质疑和争议，延续至今，尽管商界已没有他的身影。
2008年之后，他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不再表达自己的心路历程，即便是他现在主要心血所倾注的慈善，他也坚持只做不说。“我希望先做10年、20年，再来说。”不过，慈善界多位大佬级人物在考察老牛基金会的所做之后，建议牛根生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的采访，其原因是他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开创和引领价值。
退出商界：功过任人评说
牛根生的第一次创业始于1999年，那年他41岁。在此之前，他长期任职伊利，在伊利副总裁的高位上坐了许多年。由于和伊利董事长郑俊怀矛盾激化，他被迫出走。之后，仅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将蒙牛打造为全球液态奶和中国乳业的双料冠军。他也收获荣誉无数。在此期间，他足够高调，电视台、论坛、活动等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言论，他的话语被整理成语录四处传播。按照他原计划，2008年，牛根生要辞去在蒙牛的职务，退出商界，两只脚完全跨进慈善界。
这个传奇故事本来可以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如果不是遭遇不测风云。命运好像跟他开了个玩笑，乳业三聚氰胺事件的突然爆发，打乱了原本从容的步伐，狠狠击中了蒙牛和牛根生。大众心中的商业偶像迅速被拉下神坛。这导致由企业家向职业慈善家转型的关键一步不得不推迟。
2008年9月，三鹿奶粉含有严重超标的三聚氰胺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该企业和管理层遭到法办。此后，22家乳制品企业的婴幼儿奶粉中检出含有三聚氰胺，其中包括蒙牛3个批次的产品。一时间，乳制品企业遭到包括政府在内的严厉指责。牛根生在企业内部发表了以“责任”为主题的讲话，声称尽管奶粉在蒙牛产品中所占份额不到1%，而蒙牛三聚氰胺含量是三鹿的千分之一(6000毫克与6毫克)，但仍要负起完全的责任，召回问题产品，赔偿患者。蒙牛对外发布同一主题的公开承诺。此后，在液态奶的三聚氰胺含量检查中，蒙牛、伊利和光明等大品牌再次上榜。
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表示，三聚氰胺属于化工原料，是不允许添加到食品中的，但是未设定像农药残留那样的标准限制。直到10月8日，国家多个部委联合发布公告，方才制定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的临时管理值。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从民间组织的角度分析此次事件时认为，在食品安全方面，除了政府监管之外，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行业自律，行业自律的机制是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制定行规，行规一定是追求好的产品质量，让市场保持健康发展，而不是无序、恶性竞争，同时有利于企业互相监督。“这个行业有自律吗？没有。这个行业有两个协会，一个是农业部主管的中国奶业协会，一个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两个协会会长都是副部级干部。也就是说，两个协会都是政府控制的，而不是自律联盟。因为有权力在里面，使好多东西都失去了规则，没有按市场规则来做。这个行业出乱子，协会有很大的责任。所以，三聚氰胺事故的第一责任人是政府，第二责任人也是政府，第三责任人才是企业。”
现任老牛基金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当时为蒙牛高管团队成员之一、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中国蒙牛(上市公司)首席行政官的雷永胜并不避讳责任，他告诉《中国慈善家》，蒙牛肯定负有责任，因为生产的乳品含有三聚氰胺。他同样也认为，在此之前，国家既没有检测标准和指标，也没有检测手段，而把责任完全推给企业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乳企的生产归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管，而奶源又归中国奶业协会管。“企业的责任是有的，但是责任是怎么造成的？问题不是孤立的。”
雷永胜还提起，最近，有人跟他提到网络上有一些新的分析报道，内容是三聚氰胺事件背后有洋奶粉利益集团的操纵，以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摇旗呐喊，导致在中国还没有乳制品三聚氰胺检测标准的情况下，将部分检测结果优于当年欧盟等国际标准的国产乳业品牌也一棒子打死，其中就包括蒙牛。在中国一百多个行业中，80%已经被外国人打死了，还剩下20%由中国人坚持着，谁坚持呢？比如说，PC主要是柳传志坚持的，B2B主要是马云[微博]坚持的，乳业主要是牛根生坚持的。因为牛根生既做过伊利又做过蒙牛，而且蒙牛的出口量占中国乳业出口总量的90%。所以外国人要想进中国，首先要把蒙牛和他收拾掉。如果不把他收拾掉，外国乳企业想进中国太难了。现在，80%的乳业市场都被外企占领。
“我们当时的团队认为，这些报道尽管不完全是事实的全部，但至少比较接近真相，相对客观。我也相信，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也会还蒙牛以及中国乳业一个公道。在真相公之于众之前，再多的辩解都没有意义，当然所谓的‘认错’更无从谈起。”雷永胜说。
2009年，在经历了乳业的低谷之后，中粮入主蒙牛，获得控股权。牛根生辞去内蒙古蒙牛董事长，仅仅保留非执行董事一职。虽已离开蒙牛，作为创始人，牛根生仍对其保有感情。近期，在蒙牛收购雅士利时，他和中粮董事长宁高宁一并前往雅士利总部。“我作为蒙牛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对蒙牛的成长历程比较了解，只要蒙牛愿意，我愿意把我及父辈70多年的乳业经验贡献出来，为他们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我愿意扮演‘志愿者’的角色。”不过，在中粮收购蒙牛后，已经完成了人事的更新，牛根生曾经的部下已全部离开。而对于中粮收购蒙牛，有人认为蒙牛发生了财务危机，牛根生予以否认，他说，蒙牛当时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
在当时，牛根生和蒙牛的人并没有出来解释，导致外界的各类信息疯狂传播。“由于大众对2008年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准确，导致彼此的信息不对称，所以没有办法和外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如果牛根生接受外界对真实情况的歪曲，与他良心不符；不接受，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扭转。”雷永胜表示，“他也希望未来有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可以专门和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
一位行业观察者曾表示，三聚氰胺事件，“伊利里没有像牛根生这样的‘神’，人们却把伊利在这场风波中的仇恨给淡化了。”不仅伊利，其他任何一家乳品企业，都没有牛根生这样的“神”，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自然都被淡化了，而牛根生这尊“神”，则被放大。
辞职之后，蒙牛产品一旦出现问题，牛根生就会被“揪出”。而在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之后，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受到广泛认可并从社会各界得到捐款时，网络名人王小山等看到牛根生亦是壹基金的理事后，声称抵制。对于持续不断的质疑甚至谩骂，牛根生表示都能够理解和包容，“因为他们是想让我更好，想让中国乳业更好。我想他们并不是针对我个人，因为我们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利益关系、亲戚关系。所以我更多的是通过这些‘关注’，对自己进行剖析、鼓励和提高。”
至于牛根生1999年创立的蒙牛对中国商业的功与过，雷永胜认为，最起码通过蒙牛的创立和发展，推动了中国乳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乳品企业的管理人才，同时也推动了国人喝牛奶的意识形成。至于功过是非，牛根生不好说，只能任人评说。
捐出股份：欧美模式中国玩法
困厄牛根生的除了三聚氰胺，还有沸沸扬扬的“万言书”，以及他的眼泪。2008年11月，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三个月后，媒体披露牛根生的一封私人网络邮件：《牛根生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的一封信》。媒体提供的信中显示，牛根生声泪俱下向企业家朋友求援，希望得到现金支持，否则蒙牛将被外资投行掌控。从“牛根生落泪求援，万言书揭蒙牛陷入质押危机”，到“联想2亿助蒙牛脱困，解除质押危机”，再到“联想根本救不了蒙牛，大摩稳操蒙牛控制权”。各种消息莫衷一是，曲折跌宕。牛根生的眼泪更被视为“鳄鱼的眼泪”，遭到鄙视。
雷永胜告诉《中国慈善家》，牛根生的眼泪，纯属子虚乌有，“第一，牛根生是强硬派的性格；第二，商场上能相信眼泪吗？”据雷永胜所知，牛根生创办蒙牛之后只掉过一次眼泪。2004年，有人向蒙牛成品投毒并发送匿名恐吓信进行勒索，未果之后，湖北、湖南和广东等地接连发生蒙牛牛奶含有甲醛事件。此后，多地均被散布“蒙牛牛奶含有甲醛”的消息，一时间事态几近失控。“三聚氰胺事件是人为在原奶里掺假，这次事件是人为在成品里掺假敲诈。”就在牛根生等企业高层认为企业快没戏的时候，峰回路转，事件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注意，国务院责成公安部亲自部署破案，还蒙牛以清白。牛根生在企业重生之际，百感交集，为此流下了眼泪。
而对于万言书的报道，雷永胜说，媒体报道不但是断章取义，而且整个报道有八、九处是捏造的。“三聚氰胺最起码是产品的问题。媒体说是借钱去救蒙牛，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蒙牛当时账上有几十个亿的现金，因为问题小所以赔偿是最少的，根本不存在财务威胁。”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一些企业家朋友纷纷询问牛根生真实情况，囿于电话中说不清楚，以及为了向更多朋友说明白，牛根生口述，助理笔录，整理出一份关于三聚氰胺事件的前因后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朋友，以示通报。
万言书中提及的求援，真实情况则是为了牛根生捐赠的股权。此前，牛根生已经宣布将他持有的上市公司中国蒙牛股份捐给老牛基金会，为了保证管理层对企业有一定的控制权，牛根生捐赠的股份不宜卖入公开市场套现，为了让基金会获得可以使用的资金，除了套现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即盘活法。牛根生将自己持有的一小部分股份质押到投行，获得股票价值60%的贷款额度，用这部分款项投资获取回报后，用于慈善事业。三聚氰胺事件导致蒙牛股价大幅下跌，金融危机又让持有质押蒙牛股票的银行自身岌岌可危。于是，柳传志、俞敏洪[微博]等人纷纷临时拿出大笔现金，置换出在银行质押的蒙牛股票，从而避免股票被卖掉而被外国企业收购的危险。
2010年12月28日，牛根生捐出持有的中国蒙牛股份股，占中国蒙牛股份的3.96%。因为无法直接捐赠到境内的老牛基金会，所以交由第三方信托机构负责管理。2011年7月13日，这部分股票转让中粮，获得现金金额为亿元港币。
在这之前，牛根生捐出了持有蒙牛集团的所有股份。由于《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每年转让股份数量不得超过25%，所以牛根生先生的捐赠是逐年办理法律手续。2006年1月2日，捐出蒙牛集团股份股；2008年12月16日，捐出蒙牛集团股份股；2010年5月28日，捐出蒙牛集团股份股。
早在2002年，牛根生和他的团队考虑蒙牛上市时，牛根生就开始规划公司上市后所获巨额财富如何支配和使用。2003年，在北京天伦王朝饭店，牛根生、雷永胜、蒙牛集团党委书记卢俊和律师杨育红四个人碰面，以非正式的形式第一次探讨了成立慈善机构的可行性。2004年蒙牛在香港上市，《福布斯》给出牛根生当年的身价为1.35亿美元。就在这一年，牛根生在内蒙古成立“内蒙古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这是一个社团组织。也是在这一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不过牛根生开始操作成立基金会时，该条例尚未出台，经过咨询有关部门及律师等意见，先成立了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在下面设立“老牛专项基金”来做慈善。2005年，牛根生对外宣布捐出个人持有的所有蒙牛股份，捐赠到老牛基金会。
在蒙牛“火箭般”速度的发展中，牛根生捐出了自己所有的股份，意味着他突然成为巨富之后，钱还没有到手，又立即放弃了。在中国，这样的选择和决定，直到今天仍无第二人。“这是我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牛根生说。在他的规划中，前半生做商业，是通过度己来度人，后半生做慈善，是通过度人来度己。再细化，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人生三段论：020岁，学习阶段；2050岁，创业阶段；50岁至老，贡献阶段。在这样的规划中，50岁，即2008年，他要实现从企业家到慈善家的转型。
捐出股权做慈善，在牛根生之前，并无先例。如何设计基金会，如何操作基金会，不得而知，他不得不到海外取经。他和雷永胜一起，在美国考察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斯坦福基金会、耶鲁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近二十家个人和家族基金会。作为企业家，他曾考虑的是做百年蒙牛，而在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他考虑如何做千年基金会。其关键是，公益资产如何持续增值。“之后一直在学习如何在机制上保证我这个意愿能够长治久安地得以实现，尽量少受到不可预见的不确定因素干扰。”牛根生说，“国内的相关法规还在成型阶段，所以我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学习了欧美国家近百年来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慈善资产管理和机构运营，然后在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完成了慈善财产的信托化。”
徐永光介绍，在美国，公益信托已有百年历史，小至几千美元，大至数百亿，都有类型不同的公益信托管理模式与运作经验。以拥有近600亿美元资产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例，就是采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信托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双治理”模式。这两个独立机构，前者负责赚钱，后者负责花钱。基金会每年只管把来自信托基金的捐款花出去，自己没有钱，也不留钱。“老牛基金会是一个依托公益信托的家族基金会，公益信托、家族基金会，这两个模式在中国都是首创。”
捐赠中国蒙牛股份，这一模式的设计，得到瑞士信贷银行、瑞士嘉盛银行等专业机构人士的帮助，借鉴境外信托的经营模式委托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管理。位于香港的尚心投资管理公司有40多人，属于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跟老牛基金会属于合作关系。慈善资产在投资过程中，既要考虑收益，也要考虑稳健。投资管理公司设有投资委员会，决策投资，委员会委员除了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人士之外，还包括牛根生、雷永胜、老牛基金会财务部长和律师。
牛根生在捐赠完蒙牛集团股份后，老牛基金会成为蒙牛的单位股东，作为老牛基金会法人代表的雷永胜每年都要出席蒙牛集团的股东大会，享有与其他股东一样的权力。作为非流通股份，蒙牛集团的股份无法出售。雷永胜说，如果是在国外或者香港，这部分股份也可以质押到银行，获得质押款之后再做投资，从而为老牛基金会获取更多的慈善资产。“国内的公益信托不是太成熟，不敢这么做，怕有什么闪失，所以比较保守，没有运作。”
雷永胜介绍，目前在老牛基金会控制、管理和受益的40亿元的慈善资产，年收益在10%20%。基金会收入，一方面来自仍持有的境内蒙牛集团的股份红利，每年约在五六百万元，更主要的是来自资产管理公司打理获得的投资收益。比如，每年如果获得4亿元的总收入，基金会计划每年支出2亿元，这样还可以剩余2亿元，如此下去，可以实现基金会的持续发展。
慈善家族：给出去的逻辑
牛根生喜欢引用一句源自《世说新语》上的名言：“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他也常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他笃信此言，身体力行。他曾在一篇博客中写道，幼时，父母遭批斗，他在学校受牵连也时常遭人打骂，但把母亲给他的零花钱分给了小伙伴，时间一长，大家都听他的话，让大家干啥就干啥，不仅自己不再挨打，有时他还能指挥打别人。牛根生认为这是他奉行财散人聚的源头。
牛根生的妻子申淑香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回忆，牛根生在伊利任职副总裁时，最多的一年年薪达到了75万元，不过最后拿回家的只有10万，其他大部分都分给了部下。“他这个人性格就这样，要不然他从伊利出来之后，那么多手下都跟着过来。”2002年，蒙牛创业方才3年，牛根生开始张罗着为员工盖房。如今这个拥有几十栋别墅和楼宇的小区绿树成荫，牛根生买下了一套别墅，十多年来一家人一直住在这里。“他的理念就是，我一个人好了，肯定不行，我得把我这个团队带好了，就是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他一直就是这个心理，从伊利到蒙牛。我以前说过，你一个人吃好的喝好的，从骨子里就不得劲，必须分给大家。”
成立老牛基金会，并捐出个人和家庭持有的所有蒙牛股份，总市值高达40多亿元，是牛根生主动完成从企业家到慈善家的华丽转身。在筹划蒙牛上市之后捐出股份时，牛根生并没有直接告诉申淑香，而是试探性地说，这个钱不能往自己家里拿，得拿出来干点事。牛根生给出的理由是：一是对孩子的成长有利，二是对家族的安全有利。尽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灌输，但在蒙牛上市之后，牛根生宣布捐出所有股份，仍让申淑香十分不解。她原本认为牛根生只会捐出一部分股份，留有一部分用于孩子上学和家庭使用。“这个人真是神经病。我们是1981年结的婚，也是从穷日子里慢慢奋斗过来的。刚刚有了钱，还没到手，就都要捐出去。别人都说他疯了。”申淑香忿忿不平地说。
为了让妻子想得通，牛根生不断向申淑香分析，捐了有什么好处，不捐有什么坏处，尤其对孩子，如果不捐，孩子靠父母不自己奋斗，对孩子成长不利。尽管不理解，但基于结婚20多年来对牛根生性格的了解，申淑香还是同意了。2004年10月16日，申淑香，以及他们的儿子牛奔、女儿牛燕(后改名为牛琼)，各自签署了一份《授权声明》，其内容大意是：同意牛根生对其蒙牛股份及红利所做出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安排；同意牛根生签订的捐赠协议，并完全认可捐赠协议的内容。
牛根生解释，“我们家里的捐款人跟其他家族不太一样，我们是四个捐款人，因为财产是共同的，是大家的。万一哪一天我离开了人世，他们不同意，想把财产要回来怎么办？我害怕这个问题的发生，所以向大家征求意见，同意就签字。”
现在，除了女婿从事公务员职业之外，其他家庭成员都参与到了老牛基金会的工作中，包括嫁进门的儿媳。牛根生说，在他的影响、鼓励和支持下，妻子申淑香致力于“老人关怀”，儿子牛奔致力于“环境保护”，儿媳陈霄鹏致力于“文化教育”，女儿牛琼致力于“儿童关怀”。“我觉得世世代代都要做这件事，基金会要永续发展。”牛根生强调。
1982年出生的牛奔，身材魁梧，笑起来之后像极了父亲。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内向，寡言少语，语速缓慢，柔和。他不张扬，在母亲的眼里是个老实的孩子，看上去丝毫不像众多富二代呈现出来的姿态。当牛根生提出捐出股权时，正在大学读书的牛奔说了一句让母亲一直记住的话：反正钱都是你挣的，跟我没关系。留学英国，牛奔原想学广告设计，但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了财会专业。毕业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工作，此后回到呼和浩特进入中国银行工作。他原本想自己做些事情，类似创业，但是最终在父亲的建议下，放下自己的梦想，参与家族慈善。“他父亲影响了他的好多事情，最终还是希望他做慈善。”申淑香说。对于父亲当时的做法，牛奔坦言并不能全部理解，他对慈善的理解尚且有限。直到参与进来，才理解了父亲的用意，以及慈善的专业。
“因为蒙牛的崛起，让我获得了很多光环，这可以说是‘拿得起’；适时地淡出蒙牛，让出这个舞台，可以说是‘放得下’；将个人资产悉数捐出，投身公益，可以说是‘想得开’。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诠释对儒释道精神的理解。”8月中旬，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家中，牛根生告诉《中国慈善家》。
慈善创业：打造“赔钱”企业
现年55岁的牛根生精力旺盛，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老牛基金会的发展中，一如他10多年前开创蒙牛。专职做慈善后，牛根生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有规律，开始锻炼身体。不过他的创业思维，做事的激情，远见和创新，仍表现在做慈善中，一以贯之。身为老牛基金会秘书长的雷永胜说，牛根生有个理念—做生意需要年富力强，做公益也不能七老八十。牛根生自己也说，“趁着年富力强，也许能为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做更多的事情。”他希望把老牛基金会办成千年老庙—中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而他，则成为崭新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中国的洛克菲勒()。
驾车从呼和浩特市区往正南方向行驶40公里左右，即来到一片高低起伏的低矮山区。山路两侧的坡上，野草丛生，足有半米高。“今年的植被特别好，雨水多。”牛根生走下车，步入草丛，不时做出提醒，“别摔倒了。有树的地方有水平沟，种树必须有水平沟。”
走进茂密的野草中，细细看去，便是一棵棵翠绿的樟子松，有的已长到一米多高，多数仍在半米左右，和野草一样高。牛根生已记不清来过这里多少次，有些树都是他亲自栽种的。
这里是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县，以前处于土地严重退化的状态，除了一种叫柠条的稀疏植被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植被覆盖。荒山之中，唯有一棵矮壮的杏树，枝繁叶茂，突兀地立在那里。牛根生据此判断，既然杏树可以成活，就能种树，只要选对了树种，调控好树的密度。“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植被恢复项目”由此诞生，在近四万亩的退化土地上，计划用30年的时间来重建并维护一个健康、稳定的近自然生态系统。
老牛基金会既没有足够的人手负责种树，更不具备种树的专业化水平。在得到世界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的专业技术指导后，他们选用了招标的方式，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绿化种树，内蒙古和盛生态育林公司中标。自2011年，和盛育林公司已在6740亩的荒地上种植了40多万棵樟子松、油松、山杏、山桃、沙棘等近10种乔灌树种。这些树在栽种之前，已在和盛育林公司的育苗基地种植3年以上。和盛育林公司苗木管理部总经理栗建军介绍，从今年开始，公司将用3年的时间，为剩下的3.8万亩荒地栽种上适合的乔木和灌木。“植树造林是三分种，七分养。我们栽种的树苗成活率为95%，关键在养护。”接下来的几十年，和盛育林公司将负责养护好这四万亩植被。
有了树木，加之最近两年雨水丰沛，这里已经看不出曾经的荒漠景象。栗建军和经常来往此地的老牛基金会工作人员均表示，野兔、赤狐、赤麻鸭、石鸡、环颈雉这些久违的野生动物都出现了，一个新的生态链开始恢复。
环境改变，这里的经济形势也在发生改变。在不远处的盛乐工业园区，中粮可口可乐、康师傅、燕京啤酒等知名企业已经建厂入驻。2012年5月，在盛乐工业园区的旁边，盛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云基地揭牌，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阿里巴巴[微博]董事局主席马云、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等商界大佬齐聚站台。阿里巴巴、中国移动[微博]、中国联通[微博]和中国电信[微博]等企业，将在这里建设云计算产业基地。
“在漫长的栽种和养护周期内，老牛基金会要投入34亿元。”雷永胜说，“如果这个项目做得很成功，第一，植被能够自然生长，而不需要人工浇水；第二，确实能起到环境保护的屏障功能，阻挡狂风沙尘；第三，发展出一些绿色经济产业和林下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这些目的和功能都能达到的话，我们可能会尝试再找一些地方做，还没有确定。”
距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十多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所刚刚落成的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盛乐实验学校。这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十二年制学校，占地约300亩，9月份，老师和学生将为这里注入活力。9层高的学校主楼上标示着学校的教育理念：“为每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