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邀请主持人叶帆直播分享图书《内心尚未崩坏的地方》
疫情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好奇心哥哥”系列网络直播科普讲座
“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将会逐渐向主播发展吗？”4月8日下午，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在线上直播平台作“新形势下的译林出版”的分享时，一位出版专业的同学抛出了这样的问题。近年来，数字化出版本就是大势所趋，疫情之下，口罩后面的编辑们更是频繁携手数字化出版和短视频、直播等线上营销的新兴手段出现在读者们面前。
复工后，原本受到影响的纸质书出版逐渐恢复进度。疫情后读者阅读需求将发生哪些变化？出版社的选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领域？后疫情时代的出版形态及生产方式又将发生哪些变化？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海、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副社长高建红以及资深书评人思郁表达了自己对“口罩下出版行业”的看法。
现代快报+南京记者张垚仟
疫情后人们更想读哪些书？
如果说疫情期间，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被按下了暂停键，那么这种暂停也恰恰为阅读和思考带来了空间。因为流通环节、沟通环节受阻，出版行业的进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阻碍，一些新书没有及时出版，但得益于数字化出版和阅读的普及，大部分人的阅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疫情过后，所谓的“报复性消费”并不会出现在图书消费领域。
“阅读始终是一个小众和个体化的行为，疫情之前，阅读是这样，疫情之后，阅读也不会有太多的增长。”书评人思郁对疫情过后的图书消费以及出版持有悲观的态度，“这场疫情对出版和书店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体书店现如今都在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救，但是大多数情况都不容乐观。这种‘不容乐观’恰好说明了，疫情过后，我们的阅读需求也不会有太多的改观，大概会陷入更加凋敝的境况之中。出版市场缺乏大量的新书补充活力，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以及最终的读者，都遭遇了一个短时间的空窗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则认为，疫情过后，人们对于读书、尤其是非功能性的阅读需求会有所增加。“过去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阅读在学习等功能性方面考虑较多，类似新闻类的快阅读和轻阅读也较为普遍。这次疫情发生，社会化工作突然暂停，人们除了注重预防和健康等方面，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关注生活，咀嚼体味生活的细节和甘甜，也愿意花一些时间来深入地关注一些事情和现象，这些对未来的阅读肯定会产生影响的。”
疫情带来的急剧变化，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受到影响，这势必也导致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在书籍的选题上，徐海认为有四个方向的选题值得注意。
首先，疫情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反思，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图书将受到关注，未来的选题也会紧紧围绕这一方面开发。“我们出版业过去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领域是忽视的。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生存条件发生变化，关于环境如何影响人类、介绍环境治理经验的图书受到关注和欢迎。”
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体系方面的选题将会得到较大开发。“世界各国文化各不相同，面对疫情的措施也不一样，政府效率也不同。如何推动良好的、具有治理能力的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些是全球政府人共同面临的重要话题。”除了政府机构，面对重大灾难和突发事件，此时，社会组织、知识分子、媒体人……社会不同行业的人士应该扮演怎样角色？他们有怎样的利益诉求？“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具体举措投入到灾难的防范、防御和救治过程当中，这也是今后值得探讨的重点话题，是出版人需要去关注的。”
三是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差异的选题，会得到更多关注和挖掘。“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对于外国的很多做法不能理解，外国政府和民众对我们的做法也不能同样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戴口罩这个问题就深深地反映了文化的冲突。一个民族的文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别的民族和国家被认为是荒诞的事情，这只能说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对于文化冲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全球化的背后，文化的冲突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并没有完全改变。”
疫情暴发也将促使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出现。“如何看待这些社会思潮，判断哪些有利于社会进步、哪些无益于社会进步，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愚昧的，哪些是有利于团结的、哪些是有利于人的进步的，以及我们如何在疫情之后，凝聚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观，为我国的富强和现代化文明作出贡献，值得出版人深刻探讨。”徐海说。
数字化出版趋势加强，纸质书出版趋向精品化
2003年，数字阅读WAP网站开始出现。近几年，随着电子阅读终端的普及、大众数字阅读习惯的养成，数字阅读人群基数不断扩大，国内数字阅读市场进入快速增长期。根据比达咨询《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研究报告》，2019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达7.4亿人。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阅读率达到76.2%，综合阅读率为80.8%，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主要的阅读方式，数字化出版本身已是大势所趋。
疫情前，国内的很多出版社在购买国外图书版权或者与国内作者签订合同的时候，就会尽量签下电子版权，以便在出版纸质书的同时推出电子书。疫情期间，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电子出版物。相比传统出版形式，电子出版物最大的优点是免费发放和阅读便捷，无需物流成本、纸张成本和印刷成本。“这都是对出版物形态的有益尝试。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其他非常多样的新业态。疫情期间相关出版物的出版，或许将促使出版业更深、更全、更好地做好产业业态的转变。”徐海说。
纸质书是否将被会电子出版物取代呢？出版人和书评人普遍认为，纸质书将朝着少而精，甚至是书籍收藏品的方向发展。
“未来纸质书变少或成为一种趋势，随着数字出版的普及和5G网络的运行，人们对于阅读的选择方式更加多元。人们选择纸质书更多的是在阅读的基础上多了一层收藏和审美的功能和意义，就自然对图书的品质和形式更加看重。”张在健坦言这种趋势也相应地对出版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思郁看来，未来一定是电子书普及成为大众阅读的主流，纸质书则供纸质书爱好者阅读和收藏之用。“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未来的纸质书不但不会消失，一定还朝着奢侈品的方向转变，因为稀缺经济让纸质书成为了艺术品和收藏品。”
伴随着出版数字化和阅读碎片化，徐海认为，大型出版物耗时长、组织困难，今后也将持续减少。
高建红则认为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大型出版项目今后应该不会减少，甚至有可能会更多。“大型出版物，一般都会获得国家和政府在资金上的支持，比如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力度就很大，我们分社前几年出版了《中国学术编年》，共九卷十二册，由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十余年完成，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样的项目耗时耗力，投入和产出肯定是不成比例的，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要完成它是很难想象的。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有能力资助各类大型的出版项目。”同时，出版社也承担着传承和发展文化上的重要作用，出版社内部也将社会效益视为考核的内容之一。“不能因为项目难做、没有经济效益就放弃自己要承担的文化责任，而且这几年上级主管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对出版社社会效益的考核。”
张在健也持相同的看法，
大型出版物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同时，大型出版物的出版过程，也是出版社人才队伍培养建设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型出版物的产出贵在精而不在多，要以较高的质量、审美达到和谐统一，才是对社会对读者的有益反馈。”
围绕社交互动、内容分享的线上营销新模式进一步发展
如今，人们停留在网络上的时间比逛街时间多得多，出版社也随之将目光更多瞄准线上，线上营销在出版社营销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19年，国内各大出版社线上动作加大，试水直播、短视频、音频，用更丰富的营销手段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从当前出版机构的实践来看，社群直播、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让用户有了更直观、更有趣的体验。
2019年，凤凰文艺出版社就与华为、京东、天猫、二更视频等多家平台合作推出网络视频直播，借助现场直播这种模式，将出版社全年几十场线下的营销活动引入线上。尽管线下活动的参与感不可替代，但线上活动确实为很多没有时间或者条件参与名家活动的读者提供了方便。而在疫情期间，这种围绕社交互动、内容分享的线上营销模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凤凰文艺直播间’是凤凰文艺为应对因疫情带来的图书分享和销售困境而做的尝试，是凤凰出版传媒较早涉足此领域的出版社，开了新媒体传播的先河。年初开通的‘凤凰文艺直播间’先后与南京广电、牛咔视频、24小时云书坊、京东、抖音等平台合作，推出精品阅读分享、名家讲高考作文、艺术鉴赏等细分门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张在健表示下一步要将视频直播常态化和精品化，进一步提高转化率。
打开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站），搜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可以看到2月22日之后，华师大出版社上传了他们制作的49个视频，其中包括讲述编辑故事的“编舟记”系列视频。“这个系列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看到隐藏在图书背后的编辑的故事，也希望可以通过编辑，拉近读者与图书的距离。”周建红介绍。还有“普鲁斯特下午茶”和“今晚，我们读书”系列，视频中阮仪三、周克希、孙甘露、陈引驰、袁筱一等学者、翻译家、作家分享自己关于阅读和书籍的思考。还有疫情期间，华师大出版社在B站所进行的几场教育主题直播的回顾。大部分视频时间不长，约3-6分钟，但都制作精良。通过B站这个平台，可以窥见出版社正在逐渐通过更多的平台与媒介形式，抵达读者。“随着5G的普及，线上阅读肯定会逐渐被大众所接受，我们今后也会不断推进线上阅读系列活动，通过直播、视频等方式向读者传播图书理念。”周建红说。
当然，不管疫情后出版形态及生产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营销手段与营销模式又将进行怎样更多元的探索，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位出版人、每一位编辑都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图书，让更多的好书为读者所知、所读，这才是每一位出版从业者不断思索与探索的初心所在。
（责任编辑:
王治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