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雁争○编辑阮奇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怎样的扶持，记者为此采访了社科院经济所微观室副主任剧锦文。
投资升温
记者：今年以来，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升温很快，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剧锦文：纵向地看，我国历次产业大变动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一哄而起。计划经济时期曾有过著名的“全民大炼钢铁”，改革初期也有过各地竞相引进电视机、洗衣机、易拉罐等流水线；上世纪90年代又有各地大办钢铁、水泥、小电厂和汽车制造；而今又出现了各地大搞“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原因，即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浓厚兴趣和直接参与。
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呢。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主动迎合中央的政策偏好；另一方面，更在于地方的竞争，大家都不甘心落在他人之后，不惜代价地通过各种手段扶持那些热门产业。
从企业角度看，一些企业家效仿了地方政府的某些做法，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名义套取地方政府的资金和政策优惠，结果就是大量企业盲目地涌入本已过热的产业领域。
这样的现象，曾经出现在钢铁、水泥等过剩产业，现在则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酝酿爆发。因此，避免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泡沫的根本之策在于弱化政府的产业参与度，至少要改变政府参与产业发展的方式。
这应当首先从中央的政策开始，减少对相关产业的直接投入，使地方难以借此套取中央的资源，让市场成为调节产业发展的更重要机制，让企业独立地选择是否进入某个产业。
日本经验
记者：早在十几年前，日本也曾因为经济衰退动过产业兴国的念头，并大张旗鼓地选定和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最终也确实在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既然有日本政府强力推动的成功先例，我国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补贴新兴产业呢。
剧锦文：中国与过去的日本都属于政府主导的东亚模式，都有自己的产业促进政策。然而，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市场调节是日本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而在中国，政府对资源配置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更大的不同是，日本的地方政府远没有中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利益的强烈渴求，即便日本的中央政府会出台产业促进政策，但地方政府决不会层层加码。
即使这样，当年日本政府培育新兴产业政策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除了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大部分由政府选定的新兴产业还是不了了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更不敢断定我国政府强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模式就一定硕果累累。我依然主张政府的功能在于创造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
政府角色
记者：但是实践证明，中央政府在金钱和政策上的大力支持，确实会使某些产业在短期内迅速壮大。特别是在产业兴起的初期，政府的直接参与会创造出市场。我这里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就是中国的高铁产业，通过短短几年的发展，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运营里程，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目前，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物联网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政府扶持一下有助于本土企业的兴起。从这一点而言，政府插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
剧锦文：其实，在政府还没有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前，比亚迪已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长期耕耘，这说明市场有明辨的能力。
另外，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政府长期插手产业的发展，难以解决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在产业结构存在“短板”的状态下，产业就会失去长期的整体效率。因此，从长期来看，政府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模式并不可取。反观市场竞争充分的一些行业，产业往往能够健康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政府插手产业过程没有太多的必要，或者，采取一些间接的手段更可取。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选定了大同小异的数个新兴产业。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谁能够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沿技术，谁就无疑抢占到了领跑新时代的先机。
放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中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是否会丧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举国体制”的特殊优势——毕竟，如果现阶段仅仅依靠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科研人员就很难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参与科研。
剧锦文：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等方面也采取了“举国体制”。但是“举国体制”也要讲究方法——好的举国体制是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而不是让政府取代市场的力量。
在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美国、欧洲联盟、日本、韩国、俄罗斯、巴西等国都出台了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虽然目标相同，但是各国采取的做法却不尽相同。
例如，美国政府主要做法是加大相关基础科学的研究，通过设立高新技术发展基金对新兴产业予以支持；欧盟的一些国家则采取财政拨款的办法直接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日本则通过立法来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我认为就中国而言，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通过设立专门的产业发展基金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也是我前边讲过的政府间接推动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