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78级校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杨瑞雪
年06月09日新浪教育
杨瑞雪，女，回族，1958年出生在宁夏银川，祖籍甘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作家、诗人、著名图书出版人。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微博)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先后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民族团结》杂志、全国人大民委工作，1993留学(微博)日本京都佛教大学。现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主持策划出版的图书有《大国崛起系列丛书》、《于丹〈庄子〉心得》、《老子与百姓生活》、《马云点评创业》等。
13天，100万的神话
1958年的11月，地处西北的宁夏已经飘起了小雪，杨瑞雪便降生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里。谈及这个名字，她说：“人首先要起个好名字，这是人生的第一步。我挺喜欢自己的名字，瑞雪兆丰年嘛。随着生命延长，我越发觉得似乎不少机遇都是这个名字带来的。”
2007年3月3日是元宵节，幸运女神再次降临。那天，春季少有的大风雨与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外壮观蜿蜒的人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丹〈庄子心得》一书的首发式及签售仪式从下午1：30持续到次日0：03，共签售本，创出版界畅销书首发签售数量的最高纪录。午夜过后，雨点变成雪花，她们的翩然而至仿佛是专门为杨瑞雪送来又一个丰年。
“对于普通出版社，一本书卖到10万就已经很开心了。”她说，“《于丹〈庄子心得》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只可遇不可求，作为出版人这辈子都不一定再能遇到了。”
首印100万册，14天完成印刷，单店(书店)、单日、单本书销量最多，13天销售一空……《于丹〈庄子心得》创造了中国大陆出版史上畅销书的一系列记录。
彼时，杨瑞雪出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还不到两年。如今，第二个“百万精品工程”——《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也于2009年2月5日举办了开机仪式，这在处于经济危机中低迷的图书市场和急于见到希望曙光的业界来说，不啻于投下了一枚重磅原子弹。
“出版社维持以前一个月卖两三千本专业书的状况也可以生存，”杨瑞雪扬起了眉毛，“但这不是我的风格，既然做了就要好好干。”
可能有人说，她依靠丈夫高峰拿到央视资源比较容易。“我做的这几本大书，高峰都是反对的，他为我好，不希望我拿出版社的前途去冒险。”她坦言，“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那些人曾是他的部下，我要去做人家肯定要看面子。看面子、给帮助是一种偶然，可一旦失手就不会有第二次；做好了，别人就会看重你的实力，反而把你的关系抛到第二位。”
“如果你是一片枯叶，央视的春风一来你就到了沟渠里；如果你是一叶芽，才能真正做到春风化雨，茁壮成长。”细数她的笑容，溢着满满的自信。
对于很多人来说，她娴静而又不乏强硬，温和而又不失威严。她身上具备了掌权者所需的一切素质和禀赋：独立、坚强、忍耐、野心、个人魅力……同时又具有女性的成熟、端庄、美丽。
杨瑞雪代表了女性的一种完美的理想。
她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样样出色。她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社长，是央视副台长、新影厂厂长高峰的夫人，是留学澳洲20岁女儿的母亲，是……
而此时此刻，她的身份定格于中央民族学院文学系78级校友。
日本的早餐，我是在等红绿灯的间隙吃的
1993年，有家庭、有孩子、有事业的杨瑞雪在学习了两个月的日语后，做出了前往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进修“中日文化比较学”的决定，这一走就是两年。在国内，她是人大民委调研室的副主任、副处级的干部；在日本，因为语言不通她只能同时打几份最低级的工才能交得起学费房费。每天要连续刷5个小时的盘子，从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12点才能收拾完；三更半夜再爬起来去一家英国咖啡厅打扫，从3点干到7点，然后骑着车去学校。
成功有时很简单，就是在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
“早上我没时间吃饭，去学校路上遇到红绿灯间隙就从车筐里抓起早餐吃上几口。”她平静的语气，就把曾经那么多的辛苦和不易轻描淡写地翻过去了。
“在国内没有语言障碍，什么工作不可以做？人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放低身段，把手头工作做好，再去设想未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杨瑞雪认为当年自己留学时的精神，依旧可以拿来共勉。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成功不了，可是大成功没有还有小成功，还有过得充实顺心。”她说，“我们有小康社会、小康生活和小康事业，一样啊。”
成功的秘诀：好的家庭，好的教育
“以读书为快乐，以读书为光荣，是我爸爸给我从小树立的观念，即使是在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也未曾动摇。”
杨父酷爱读书，幼年家境贫寒无法上学，就趴在教室外的窗户上听老师讲课。老师在黑板上出算术题，他拿木棍在地上划，比班里听课的孩子还快。通过自学苦学，杨父终于走出农村，成为党校的一名哲学老师，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父亲很严厉，他不会给我们温和地讲道理，只是强力地灌输：你必须听我的，听我的没错：因为他自己是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在杨瑞雪的记忆里，母亲对她的影响是感性的，而父亲则是理性的。
杨瑞雪从小就是个爱学习的孩子。“可我竟学到让父母发火的程度。”她抿着嘴嗤嗤地笑：
父母一觉醒来，发现半夜三点我还在捧着本书看，气得把灯“啪”地关了；
下大雨的时候水涌进平房里，全家人都拿着锅碗瓢盆舀水，而我却脱了凉鞋蹲在椅子上继续写作业，任水在下面哗哗地流；
别人写作文都是铺张纸、提起笔就写，而我总是把书都看透了再落笔，因此作文每次都是范文，同学们都开玩笑：杨瑞雪在哪儿？书堆里呢！
……
1975年1月1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国有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杨瑞雪就是1000万大军的一员，抱着《金光大道》、《艳阳天》里梦境般的浪漫心情奔赴农村，到了之后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距。她干过最苦最累的农活，做过民办学校的教师。后来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过：“农村的这段生活，干的活是最苦的，看到的东西是最美的。所见证过最残酷和最美的，增添了我精神世界的硬度。”
按照国家规定，下乡满两年的知青可作为工农兵学员免试上大学。当杨瑞雪盼到免试资格的1977年时，中断10年的高考(微博)也于同年再次恢复。当年，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1万，录取比例仅为4%。
“为了能上大学，我白天教课劳动，晚上复习。农村的晚上经常断电，我就点着蜡烛学习。”
1977年高考，理科生的她以两分之差落榜，托关系可以上宁夏大学的高能化学。做出决定后，她果断地由理科转为文科，半年后在1978年的高考，杨瑞雪凭借34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高出录取分数线70多分。
抹红嘴唇、擦雪花膏、烫头发的女大学生
“我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杨瑞雪的嘴角泛起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17岁在下乡时就入了党的杨瑞雪，因大学里党员的稀少，莫名地竟当上了支部书记。“当时没想着当这个官，老想穿得漂亮点。”
刚进大学，她就不顾校纪，偷偷溜出去看天安门，结果被系主任点名通报；
大二时开始谈恋爱，不仅在校园散步时被老师拿着手电追，回去晚了还会因宿舍女生的嫉妒被锁在门外。
“当时是班上第一个谈，而且男朋友是学校风云人物。后来我才知道，别的宿舍第一个谈恋爱的女生也会遭到这种‘礼遇’。后来当大家都恋爱了就没事了，我们还经常在一起交流经验。”
在统一中山装、灰头土脸、别个卡子就时髦地不行了的年代里，杨瑞雪却在民大校园里见到了藏族、蒙古族的女孩别具风情的大耳环，见到了维吾尔族女孩不用染的金发和天生蓝蓝的眼睛。20岁是个特别追求“不同”的年龄，杨瑞雪身上叛逆的种子，在民大飞快地生根发芽。在看到艺术学院的女孩子唇上鲜红的色彩、艳丽的指甲和弯曲的长发后，杨瑞雪终于按捺不住，一狠心把头发给烫了，抹上了劣质的雪花膏和口红，引来一片惊讶和讨伐。
“抹那雪花膏，脸是白的，脖子还是黑的呢。”
1978年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之时，文革的阴影渐渐散去，各种新思潮涌入校园，那时的光景就如同冬天沉积的白雪即将褪去，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杨瑞雪说，他们正好处在那个阳光照来、冰雪消退的夹缝里，一面看雪如何褪去，一面看阳光怎么照来，能清楚地感受到冰雪消融时一点一滴的变化。
“开始大家都特蔑视我，但我从不逃避。没过多久，我们班女生也都跑去烫头发了。”杨瑞雪有点得意地笑。
后来，整天穿黄球鞋、从部队退伍的系主任干脆不点名批评了，直接以“抹红嘴唇、烫头发还谈恋爱”的代号来称呼这个叛逆而又引领时尚的女孩儿。
在民大的食堂里，她喝到了人生中第一口啤酒，尽管红红地像醋；在民大对面的军艺，她经常跑去看内部片，无非就是偶尔出现恋爱镜头的外国风靡电影；在民大的课堂上，她见到了交响乐家李德伦，话剧、音乐剧成了日后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每个人都是一段弧，刚好凑成一个圆圈的两个人就是一对。在民大，她还幸运地找到了属于她的另一半弧。
缘分与经营合二为一，恩典才会长久
这对京城文化界的贤伉俪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一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也会有一个同样成功的女人。杨瑞雪说，平日只要高峰回家吃，无论多忙，她都会亲自下厨做晚餐。
受当时“恋爱不准留京”政策的影响，杨瑞雪被分到了西北第二民院。从82年毕业到84年结婚，杨瑞雪和高峰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1985年杨瑞雪辗转到了廊坊师专，才又走到了一起。掐指算算，从1980年参加留校生春节舞会走到一起至现在，不知不觉已快30年。
开始的开始并非一见钟情，反而是对欢喜冤家。
新生风采大赛上，杨瑞雪见到剃着小平头闭着眼睛沉醉于拉手风琴的高峰，心中暗暗地想，“这个男生可真会装。”有次路过大礼堂，杨瑞雪无意看到高峰和一个女生在小树林那聊天，心想高峰一定是在恋爱，招呼没打扭身就走。谁知高峰却在后面叫：
“杨瑞雪，我今晚有电影票，你要一起看电影吗？”
“不看！”
她笑得前俯后仰，说自己当时态度特别不好，不知为什么那么生气，恶狠狠地扭头就走。“后来证明他的确没谈恋爱，是和人家在说事情。”
1980年的春节两人都没有回家，大家抱来一个砖头录音机跳老掉牙的舞蹈，舞会上还有许多小游戏。“高峰是组织者，他提前把很多谜底告诉了我。”那次，杨瑞雪得了很多猜谜奖。
最终俘获杨瑞雪芳心的，是两个人骨子里一样的反叛精神。“从那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就好了，后来他请我看电影，我就去了。”
杨瑞雪眼中的高峰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学习不太用功但读了很多书，爱好文学、诗歌创作、写剧本、诗朗诵，吉他、手风琴、长号样样精通。
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们双双来自宁夏银川，却在民大相识、相知、相爱。而且，同是回民的二人在生活习惯和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方面也极为相似，这段幸福的婚姻真的是冥冥之中定下的缘分。
缘分天注定，长久靠经营。对此，杨瑞雪有着一套自己独到的爱情经。
“健康、和谐的夫妻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人文关系。”杨瑞雪举例说，有的妻子婚后开始变得蓬头垢面、不修边幅，在家里龇牙咧嘴、大打出手，和初恋时判若两人，“初恋的美好回忆虽然已经被时光打磨掉，但是还是要不断地去寻找。”还有的妻子不给对方私人空间，强制为夫妻关系而非朋友关系，要把丈夫了解地一清二楚，“你会去翻朋友的钱包、查他的短信吗？夫妻之间难道就不需要相互尊重且要有点隔膜吗？”
“我和高峰都很爱女儿，不会在她面前拌嘴、吵架，我们背后可以拌拌嘴，但在她面前，我们一直很和睦，没有去破坏她的心灵。在家里我们也会穿家居服饰，在小节上很注意。”
“我和高峰在一起就是手足情，和朋友一样，也和兄妹一样。你要尊重你的另一半，缺点也要包容。能纠正就纠正，不能就为他多做一些。当夫妻中囊括了恋人、朋友、亲人、同事等各种角色时，你的夫妻关系就很有特色，很和平了。”杨瑞雪一脸坦诚。
“我是人性化的社长，不是马列主义老太太”
“妻子、母亲和社长这三种角色表面看是分离的，但是在精神层面又是统一的：你能当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就能做一个好社长。”社里大多数员工是男性，在杨瑞雪看来，在家里能和先生和平相处、互相尊重，在社里身上自然流露的精神素养，员工自然会喜欢。
杨瑞雪会注意男员工的发型、头皮屑，关注女员工的衣着服饰、甚至指甲油和衣服颜色的搭配。“我会告诉他们买什么洗发水去头屑；说你的衣服很好看，但搭配的不合适；告诉她们穿蓝衣服不能涂红色指甲而应是淡紫色……”一年三百多天去社里，杨瑞雪从未不化妆、胡乱搭配衣服。自她到社里后，女员工都开始讲究起来。“她们看我还会涂指甲油，刚开始还特吃惊。”在杨瑞雪看来，把生活上的东西带到行政工作上，让行政生活化，生活又有行政色彩，一切才会显得有条理有秩序。
“我最得意的不是我出了多少好书，而是我把员工从一开始的羞于见人培养成很出色的出版人。”
民主法制出版社只有不到10个编辑，但是年产值却能达到1.1个亿。“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妈妈、大姐、朋友，在最开始带着他们做业务，给他们最具体的帮助，带着他们一点点成长。我的领导方法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原子，你根据你的能量自己组合一个原子弹再爆发出来。”按照行规，她完全可以拿到社里的最高工资，但是去年她的工资只在社里排第五。“按照贡献我拿最高工资不会有人批判我，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在社里编辑部主任拿的最多，社长、总编靠后退。”
生活仍在继续，而杨瑞雪依旧在扮演着这些角色，忙碌、有序，偶尔也会顾此失彼。“把这些综合素质放在每一个角色当中，在各种场合自然发挥，像几位一体一样，这样就不累了。”
许多人都很羡慕在各种角色中游刃有余的杨瑞雪，但是其间的每一步甘苦，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