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创业的国度，叫以色列。这是一本探讨以色列经济发展的书，侧重点是寻找其强大创新驱动力的来源。作者丹·塞诺是美国外交专家，索尔·辛格是《华尔街日报》知名专栏作家、记者。
全书分四部分，共14章。由浅入深，一步步探究。
第一部分，“弹丸之国，惊世能量”，从企业家和局外人角度，发现以色列的独特之处。
第1章，“坚持不懈”。讲的是以色列企业员工做事普遍“坦诚、只关注做事，不惧权威，不顾面子”，在这些方面，美国人都自叹不如。
第2章，“战场上的企业家”。讲了以色列的全民服兵役制度。因为国家随时面临战争，以色列规定18岁以上参加预备役两年左右，之后每年都要服现役几个月，直到40岁（记得书中是写40岁，网上查到是45岁）为止。以色列军队的等级制度没有那么森严，所有军官都像绩效考核和民主投票一样选举更换，仿佛整个军队都是支游击队。这种军队文化直接影响了以色列的企业文化：能力为先，高素质和忧患意识。
第二部分，“撒播创新文化”，学习、跨界、创新，力求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文化。
第3章，“追逐书的人们”。以色列人是真正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民族。他们崇尚知识，追求真理。大部分以色列人在35岁前游历超过12个国家。他们有非常强的民族骄傲和使命感，似乎是把全世界都当成了自己生存和游戏的场所。
第4章，“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军事与商业本质上都是竞争，需要领导人来管理和应对突发事件，也需要强大的人脉关系。以色列的预备役制度在这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5章，“混沌与秩序边缘”，以色列人的社交圈很特别，既是同事又是战友，在公司的领导有可能在部队里反而是下级。所以他们只关心事情有没有做好，问题有没有解决。他们认可实验室的工作方式，不喜欢标准化的做事流程。这样的文化很难复制，就连复制了他们的预备役制度的新加坡，也因为华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流程意识，无法学到精髓。
第三部分，“历史与传统”，建国以来战事不断，却反而激发了商业创新和契约精神。
第6章，“基布兹故事”。基布兹是一种共产主义组织。以色列走的也是社会主义道路，也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制度。这样的制度很适合发展军事和基础设施，在建国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尤以农业发展为以色列带来的贡献最大。看过这章，也能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只有中国在走。
第7章，移民宝藏。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跟新加坡有点像，人口增长主要靠移民。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大多数都是数学家和工程师，多到数学家当保安的地步。而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落后地区则很少有高级人才。
第8章，“飞天大盗”。讲的是施维默帮助以色列建立航空工业的故事。以色列用流散在外的犹太人网络招揽风险投资。除了施维默，典型案例还有思科公司。
第9章，“巴菲特试验”。巴菲特极重视风险，却在战火不断的以色列投资了公司。身处战事的国度依然可以顽强地发展商业文明，而且发展的很好。犹太人把商誉看的非常重，甚至超过了生命。这是以色列能吸引巴菲特、英特尔和谷歌们投资的主要原因。
第10章，“悬崖边的格斗”。主要讲了以色列政府为促进创业搞的三次大的动作。80年代，成立了BIRD，是一个专门推动与美国之间贸易活动的组织。90年代，搞了，政府对创业项目支持50%资金，拿固定收益回报，只承担风险，不享受收益。2005年，开放金融市场。
第四部分，“生机勃勃的国度”，站在更高的层次，从民族和国家使命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过去和未来。
第11章，“背叛与机遇”。讲的是法国的背叛和随后带来的机遇。以色列最早和法国结盟，被法国抛弃后，才与美国结好。法国中断对色列的武器供应，迫使以色列发展出自己的军事工业。
第12章，“国家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而背后支撑着这个使命的是深嵌在到文化基因中的创新观念。以色列的创新很多都是多学科、跨界、“混搭”的，这源于他们独特的的预备役制度，也源于他们的宗教文化。有人既是空军飞行员，又是艺术院校学生，也有人既开发导弹上的微成像仪，又开发医药。
第13章，“酋长困境”。“酋长困境”一词来自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国王的困境”，意思是“几乎所有现代社会中的君王最终都要努力去寻求经济现代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间的平衡点”。书中拿迪拜和以色列对比，说明长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软件”——法律、宗教文化、教育制度和国家使命感，而不是“硬件”——自然资源。
第14章，“经济奇迹面临的威胁”。以色列无疑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的阿拉伯人和哈勒定人（极端正统的犹太教人）的就业率极低，生育率却比其他以色列人高很多，这导致了整个以色列的劳动力参与率在逐年下降。其次，以色列的生活质量、公共设施跟不上科技、经济的发展水平，让大量一流人才流失海外。
总的来说，以色列的经济得以发展，核心在于“科技兴国”的战略。以色列区别于别的迅速兴盛的国家，如新加坡、迪拜、韩国等，还有高科技国家，如丹麦、瑞典等的地方，在于其创新理念是与其文化深度契合的。这种契合，书中用了“集群”现象来说明：“集群最关键的因素不在于缺失以创新为根基的创业公司，他们（指其他国家）真正缺失的是这些表面现象之下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是各种学科、领域之间的大胆融合，是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是独立更是联系，是以小的形式存在，却有大的发展目标，是基于这一切的文化核心”。以色列培养人才的独到之处在于，不仅教授知识，还从小培养创新意识，更用相当大的力度给予年轻人锻炼，安排任务，委以重任。另外，在以色列投资的很多大型跨国企业，则学到了非常重要的忧患和危机意识。
看完全书，不禁感叹这个创业民族的强大，也忍不住要拿中华民族与之做一番对比。书中在写到新加坡时，已经不经意的有了一些对比。华人在创新意识上是比较欠缺的，这是农耕文明国家的特点。农耕文明国家普遍靠集权统治、相信权威，德国、法国、日本都是如此。
书中没有写到的，还有两处可以再拿来做一些对比。一处是的风险投资政策，一处是不靠“硬件”只靠“软件”。
我们国内也有很多政府主导的创投基金，主要由科技园区、开发园区的管委会管理。扶持模式也是支持项目的一半资金，成功以后退出，只拿贷款利息。但和以色列不同的是，国内的创投基金扶持的是企业，不是风险投资公司。所以国内的政府基金同时还要做鉴别、跟踪项目，甚至还要给予各种法律、财务上的服务支持，实际上就是在承担风险管理公司的职能。看似少了“中间商”，其实是在东施效颦，把以色列创业创新真正的激励因素给去掉了。
再来说第二个对比。小时候，课本上常说我们国家是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现在做了经济工作，才知道资源其实是“贫瘠”的，很多物资和原材料、能源都要依赖进口。中国最大的自然资源应该是“人”，勤劳聪明的劳动力，且储蓄率又极高。当然，相比以色列那一片沙漠，中国已经算是绿洲了。在第13章里，作者拿迪拜来做对比，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很注重基础设施，只重视容易考核的投资指标，教育制度也很死板。但中国却在过去四十年里表现出了巨大的创新活力。这里面的原因，吴晓波讲得很有道理。吴晓波认为，中国四十年来，政府高层对创新时候打破规则有着很高的容忍度，一直秉持者一种极度开明的态度。但是，与犹太教的传统文化相比，我们的士大夫儒家文化还是相对保守一些，在这个商业文明越来越重要的地球上，不如他们的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