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尔市政府举办了第四届首尔市中国投资合作日，钛媒体受邀参与本次活动。通过与韩国首尔市政府、首尔创业者以及中国投资方进行交流，钛媒体试图勾勒出韩国创业者的创业生态，讲述在韩流聚光灯外，那群技术创业者的故事。
“中国市场真的很大，我们都很渴望进入中国市场。”多位韩国本土创业者对钛媒体表示。
多年来，韩国文娱产业的强势，让众多外来资本的眼光一直集中在文娱市场，反而忽视了一群有技术的韩国年轻人渴望被投资、渴望出海创业的欲望。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新兴技术的兴起。人工智能、区块链、5G、无人驾驶，一切的一切宛如一块巨大磁铁，吸引着无数韩国创业者奔向中国。甚至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创业的起源，就是来自于中国。
但麻烦的是，一直以来在韩国更偏爱文娱方向的中国资本并不了解这些韩国技术创业者。为此，韩国政府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去”推销“新的创业公司，帮助他们出海。
钛媒体在走访韩国的过程中，就感受到了这一股来自韩国政府和韩国年轻人的”中国创业梦“。
韩流外的技术创新力
“我们一开始选择做有害成分检测，就是因为关注到了中国三聚氰胺毒奶粉的案例。”创始人林贤采（音译）对钛媒体表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在中国影响甚广，带着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初衷，他们做有害物质检测时最先选取的就是三聚氰胺。
成立于2015年创企，能够通过光谱学技术对有害成分做快速检测。在过去的4年里，该公司以光谱学技术为基础，开发了能够检测三聚氰胺毒奶粉、水中细菌（包括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以及雾霾等有害成分的一系列loT设备。钛媒体注意到，在该公司的水质监测项目中，还有一项是可以对假茅台进行测定。
“这本来是我们中国客户提的点子，说国内有检测假茅台的需求。”可谓是从创业时就瞄准了中国市场。在林贤采看来，三聚氰胺、雾霾和假茅台检测在中国会有广阔的市场。
据林贤采介绍，光谱学技术的应用虽广泛，但应用在有害物质检测上却不太多。他们的优势在于保障准确性的基础上将成本压下来。“友商的做法可能较为传统，要对物质中所有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成本较高。而我们可以通过算法只提取特定物质进行检测，这样就能降低成本。”
他还为钛媒体做了演示，他将大肠杆菌超标的液体滴入检测仪器中，不到3秒内就能显示出异常指标。他们的检测仪器大约只有成年人手掌那么大，便携性比较强。
韩国创企向钛媒体演示水质监测效果图
当前，已经与韩国政府的水资源公社（类似于中国水利部）达成合作，还为首尔市政府提供检测雾霾的服务。但他们更广阔的市场在海外。在有害物质检测上，已经成为盖茨基金会在韩国的第一家合作商，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度与越南政府达成了合作。他们从这些政府或机构获得研发资金，并在设备量产之后开始投产。
在首尔市政府举办的中韩投资洽谈会上，Piquant就与一家中国的家用机器人企业达成了合作。后者将把Piquant有害物质检测的技术与其机器人产品结合，为Piquant技术入华提供渠道。
另一家韩国公司Dromii，则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做影像处理分析的企业。
Dromii利用大疆无人机航拍道路图像信息，再经过自研算法清除路面上的车辆影像，从而让道路上的车辆全部“隐形”，即便是在水泄不通的马路上，也能透过汽车直接“看到”路面的坑洞和龟裂情况。这样的路面信息能为无人驾驶车辆提供车路协同的辅助，同时帮助交通部门及时查看到路面信息加以维护。
韩国创企Dromii道路车辆影像清除示意图
巧合的是，Dromii的创业初衷与中国也有些渊源。
创始人对钛媒体回忆道，2017年创业时大疆无人机在韩国非常火，快要到人手一台的地步。他从事航空研究已有二十年，正在做政府相关课题时恰好发现了机会。当前，Dromii已经和首尔市的清潭大桥和上岩洞陆续开展了无车道路地图的制作。Dromii对中国市场充满热情，仍在接触中国投资方以寻求机会。
这只是韩国众多技术创业者的一瞥。
在首尔市向南走就能到达板桥科技新城。如果说首尔江南区是老牌科技企业聚集地，汇集了LG、三星和现代等韩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那么板桥科技谷就是年仅四岁的科技新贵。
2016年初韩国政府斥资80万亿韩元（合660亿美元）修建板桥，正是为了扶持韩国创新科技企业以对标美国硅谷。像韩国社交产品KakaoTalk，开发了“地下城与勇士”和“泡泡堂”的知名游戏公司NEXON都在此地。
首尔市政府投资创业课课长崔判圭对钛媒体表示，韩国政府对于游戏文娱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样重视。不过，从创业的方向看，当前韩国的创企已经出现向技术领域集中的现象，更多是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和生物科技等领域。
“为了鼓励高新技术的发展，首尔已经成为韩国高新技术的试验场。”崔判圭补充道。在首尔市就有麻谷研发产业区、G-valley、洪陵生物中心等多个产业集群。
而为了鼓励韩国企业寻求海外市场，自2016年开始首尔市每年都会举办投资合作日，促进外部资本与韩国企业的接洽。日前，首尔市政府组织了第四届首尔市中国投资合作日，筛选出20家首尔企业和43家中国投资方，包括腾讯、京东、360等企业和机构。从本次项目所处领域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多了起来。
为什么拓展中国市场的韩企会有文娱到新兴技术的转向？
访谈结果显示，一方面是源于国内政策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投资方偏好的转变。
创展谷投资总监郭力对钛媒体表示，“此前国内文艺界的'限韩令'对韩国综艺影视影响不小。”创展谷位于深圳，此前经常有韩国企业来深圳路演。据他观察，相比从前文娱类公司明显减少，而技术类公司的路演多了起来。
中国是韩国文娱产业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虽然“限韩令”并未得到官方确认，但禁止韩国影视放映和对韩文化产业投资、禁止韩国艺人在华参与万人以上演出等规定，使得韩国文娱产业在华受到冲击。在出海中国受限之后，韩国文娱产业已经悄然投奔了东南亚等新兴市场。
另一方面，从国内投融资环境而言，2018年起国内投资机构普遍面临着“钱荒”现象。在无风口可追的市场冷静期中，他们更渴望去投资技术导向型企业。
崔判圭也对钛媒体表示，本次项目的筛选标准有3个。“一是否属于中国投资方偏爱的投资领域；二是创新技术能否实现商业化，三是在中国市场是否有进军的可能性。”他指出，不同时期资方的偏好不同，当前中国的资本方更倾向于新兴技术产业。
另外，从国内文娱产业的行业现状看，自2018年起国内游戏、影视等文娱产业政策整顿不断，在监管下国内文娱行业也面临着过冬现象。
IT桔子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年国内文娱企业投融资事件共有626条，而这一数据到了2019年（截至11月16日），国内文娱企业投融资事件仅有208条。文娱行业的不景气，也是国内投资者对该产业慎之又慎的原因之一。
稀缺的独角兽
尽管在半导体产业上可与日本论高下，又有三星、现代等巨头企业坐镇，韩国的独角兽企业却是屈指可数。
美国市场调查机构CBInsight年中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报告显示，全球独角兽企业的地理分布为：美国（173家）、中国（89家）、英国（17家）、印度（16家）、韩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有8家，与德国并列第五名。
独角兽稀缺并非是韩国缺乏技术创新力，相反，对于这些有技术傍身的创业者而言，“缺市场、缺场景”才是迈不过的两道坎。因此，出海成为必然选择，由于地缘和市场两方面的优势，去中国市场淘金成为优选。
韩国仅有5000余万人，人口尚且比不上一个河北省。市场规模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应用场景。而中国市场则是一块“奶与蜜”之地。从人口规模来看，一个中国市场大致抵得上28个韩国，人口规模可以释放很大的红利。
正如钛媒体在《寻路东南亚，制造下一个BAT》一文中所述，由于人口基数大，延伸出的每一个细分领域都足以支撑一个垂直市场，依然足以跑出一个大公司。人口红利不仅能为商业发展提供基础，也有助于创业者设计其商业模式。在人口规模更大的市场，创业者必须思考如何用技术去解决问题，或者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
另外，韩国财阀已经对市场形成了垄断，留给创业者的机会并不多——《华盛顿邮报》曾把韩国称作“三星共和国”，说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
华尔街见闻也曾报道，三星、现代、LG和SK作为韩国财阀之首，仅这四大集团拥有的资产就占国家总资产的26%，销售额占韩国企业总销售额的20%。虽然财阀企业推动了韩国经济增长，但却并不能转化为就业。
日经Asia300指数显示，在该指数中，韩国财阀的市值在韩国企业市值总和中的占比高达77%，然而包括财阀在内的韩国大型企业只贡献了本国12%的就业。大部分就业机会由中小企业创造，而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又面临着被压缩的处境。
一位韩国本土创业者对钛媒体表示，“在韩国，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被三星、LG等巨头承包。对创企而言，能被巨头收购已经是个很好的归宿。”
为了培育本土创新力量，以创业拉动就业，2019年首尔市长朴元淳提出了将首尔转型为创新型城市的目标。这主要就体现在为创新型、技术型中小企业提供援助。不同于中国已经形成完善的风投和私募机制，在韩国创投圈，政府对企业的帮扶作用更加突出。
多位韩国创业者都对钛媒体表达了他们曾经获得过政府资金、场地和政策上的扶持。为了让创企能成功出海，韩国政府下设了促进外贸发展的部门，如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和韩国贸易协会等等，专门组织韩国企业与外国资本的投资接洽会。
“只要创业者有想法，哪怕没有落地产品，政府作为加速器也会帮助企业把产品落地、以及对接资源，”一位韩国创业者对钛媒体表示，“可以说，韩国政府对创业的支持是远高于其他政府的。”一些中国投资人也肯定了这一观点。
守望“中国创业梦”
“现在韩国这波创业浪潮，就如同中国的双创时代。”崔判圭将韩国创业潮同中国进行了类比。只是在中国双创时代耕耘的是国内市场，而韩国却一开始就瞄准了那些堪比富矿的海外市场。
中国与韩国两个市场其实各有优势。
崔判圭对钛媒体表示，中国的市场规模大、应用范围广。在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帮助下，创业者的想法能够很好的落地成产品。而韩国的优势在于创新人才多，研发环境好，很多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如在今年4月就实现了5G商用，成为全球第一个5G商用的国家。
“韩国是发达国家，在创业的专业度和流程上都很成熟。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已经是后来者居上，在想象力和拓展维度上会更加灵活。”腾讯开放平台部区域经理党金对钛媒体分析道。
据钛媒体观察，与中国相比，韩国创企的着眼点更细、融资轮次更早。由于本土市场的特性，他们更加注重运营的精细化。因此，韩国创业企业往往呈现出“小而美”的特征。
创业维艰，中国市场虽然规模更大、想象力更多，但政策因素与本土竞争是韩国创业者躲不开的难题。
恺富资本创始合伙人周轶洋肯定了这些项目的技术含量，但也认为韩国创业者对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商业逻辑都不够熟悉。“有的项目需要通过无人机采集路面信息，但无人机在中国很多地方是禁飞的，这也体现了国外创业者对中国政策不够了解。”
他也对钛媒体指出，“在了解政策的情况下，想要拓展国内市场就一定要找到大的合作方。另外，中国正在从做渠道转向科技产品创新，外国创业者也要面对来自本土的竞争压力。”
另外，比起直接投资，中国投资方更希望为韩国创业者入华提供渠道或者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比起扩展投资疆域，他们更希望所投企业能与自身已有业务或者供应链实现协同。
“从技术合作的角度，韩国企业的一些技术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腾讯开放平台部区域经理党金对钛媒体表示。
例如，他此前对接的一家韩国创企利用眼动技术，去分析用户的视线在屏幕上停留在哪里、停留了多久，这就有利于社交广告和精准营销。在本次投资接洽会上，他也与韩国创企必可益签署了MOU。必可益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图像处理技术，能够自动检索照片或视频中出现的商品，让用户只需点击就能一键跳转至电商页面。由于与电商业务强相关，这家公司也与京东人工智能、阿里旗下的湖畔良仓签署了MOU。
腾讯开放平台部设有众创空间业务，会关注早期项目孵化。党金主要负责对接文创类企业，在他看来，与韩国文创企业的业务协同，一方面在于把韩国成熟的艺人培养体系、优质的内容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在于把自有生态内的文创内容通过韩国方面的渠道输出海外。
种种挑战下，韩国企业想打入中国市场并不比在本土市场立足要容易。与中国企业进行技术、产品或内容方面的合作比起直接来华更加行得通。
“我们非常希望能用小而美，去打动广而博的中国市场。”一位韩国创业者对钛媒体表示。或许是机遇的魅力胜过了挑战，他们的言谈依旧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