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找记者平台会对记者的报价和质量进行综合人工审核，对于不合适的价格进行调整。
4、而更远的未来，伍王应希望找记者能够成为聚合创业者的流量入口，发展出更多的增值服务。甚至可以让创业公司享受到免费的媒体曝光服务。
现在搜索“找记者”的微信公众号仍然可以看到它的认证资料与历史信息，介绍中是“中小企业PR服务众包平台”：
伍王应曾非常直接地说起自己做“找记者”项目的原因来自于滴滴打车等O2O模式，想做一个“滴滴写稿”。他对媒体说：“每一个创业者都有创业的权利，每一个创业者都有被报道的权利。”
然而，一纸通知，大概已经断了伍王应这条财路。据知情人士称，这个通知已经发到了几大国家级媒体的相关业务部门，（投黑马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并要求记者们如果有注册过这个平台还拿过钱的，必须向部门说明情况，否则要处理。
该通知所呈现的理由是“该平台严重破坏了新闻宣传的正常秩序，有的甚至进行有偿新闻交易”。凡是接受过系统新闻训练的媒体记者和新闻学子都知道，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反对有偿新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伍王应所说的“每一个创业者都有创业的权利，每一个创业者都有被报道的权利”，前半句是废话，后半句是错话。虽然创业者有权利被报道，但媒体并没有义务去报道每一个创业者。新闻媒体对创业者报道与否，取决于其是否有新闻价值，是否有真正创新的商业或科技模式，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每个创业者一创业就可以享受珍贵的公众注意力资源，而媒体报道正是这种稀缺资源的载体。
15日上午，一篇来自界面新闻记者方圆婧澄清明星衣橱报道事件背后事实的帖子在创业和科技媒体圈流传，其根本矛盾在于，创业公司对媒体的认识仅限于“媒体应该是个服务者”，一旦媒体开始监督创业公司，那一定是在收竞争对手的钱黑我，否则它平白无故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在这样的认识下，许多创业者觉得，媒体的价值就在于能PR能服务。
我的同事骆轶航曾说：2011年以来，随着“”模式的兴起，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都被惯坏了，觉得媒体的存在就是为他们服务和鼓与呼的，夸赞是正常，质疑和批评是有幕后指使。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媒体（更多是非创投类媒体）开始质疑一些夸张的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个案，一方面是媒体自身功能回归和调整的结果，也实在是因为泡沫破的时候总要留下些什么东西被人们关注到。
尤其是从2014年到2015年上半年，大量创业公司沉醉于火热的舆论环境，无从得知创业的泡沫在哪里。“找记者”这种在传统媒体眼里荒诞、奇葩的项目正是畸形舆论环境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伍王应们把公关与新闻混为一谈，把软文与报道混为一谈，把创业服务与媒体曝光混为一谈。当然，他也扯下了许多所谓的媒体记者的遮羞布，让拿钱写稿从业内灰色地带摆上了台面。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媒体惯坏了创业公司，创业公司也惯坏了媒体记者。
即便是这样的环境中，还是存在一些值得敬佩的异类。以国际知名的时尚杂志《GQ》中文版为例，去年来曾陆续报道过一批中国年轻创业者，这种站得更远的视角显得更为客观中立。但习惯了赞美的创业者们非常不接受这种媒体监督，他们认为媒体报道了一些真实但不为人知的情况就是在有意抹黑。
然而，这些闯入商业和创业舆论环境的破坏者式报道才恰恰是回归了新闻本质的。一位媒体前辈曾对此评论说，长期以来众多科技类媒体对互联网行业的报道，早已不单纯有关新闻业务，而是由大小公司、投资机构的无数职业的公关人员与不那么职业的新闻界共生的结果。这种结果导致的是矫饰遍地，真相阙如，调查和监督就更难找了。偶有一两篇不按套路出牌的报道，回归新闻本质的报道，那就像喊出皇帝没穿衣服一样。
这种新闻报道的核心在于“祛魅”。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社会学领域，是理性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对历史中神秘和神圣部分的变革，在当下互联网领域，它则是对创业神圣性和政治正确的变革。互联网是一种工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非任何领域都能用滴滴打车的O2O模式来改造的。“找记者”这种项目如果成功了，那“找警察”、“找官员”等更具寻租空间的项目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因为其本质逻辑一模一样。事关公众利益的社会公器自有一套不同于市场野蛮生长的行为模式，创业也应当回归商业本质，新闻报道更不等同于创业服务。创业者需要加强对新闻报道的认识理解，媒体记者更须反思自己真正的社会角色。
